如水革命四周年・被捕者悬而未决

反修例运动过去四年，逾6000人仍有一个疑惑：我会再次被捕吗？我会被正式起诉吗？

阿祺（化名）在2020年的一场游行中被捕，罪名是非法集结。保释后不久，他在警署报到时踢保——即拒绝续保，警方并没有即时起诉他，他暂时回复自由身。但是，踢保并不代表警方往后一定不会作出起诉。阿祺一直觉得这件事缠绕着他，当要规划人生的时候，不时在思绪中回来找他。

尤其当他看到电话屏幕不断弹出被捕朋友的喜讯——警方通知他们取回证物了。第一个月，阿祺不敢错过任何来电，即便是推销电话，生怕警署找他，“我expect会等到自己，但始终没有。”第二、三个月，他觉得“没我的事了”。第四个月，“就是没了这回事啰。”

在香港，因反修例运动被捕的人共有10279人，其中约有7369人的案件未获处理。近月，警方公布这些案件中800多人涉严重案情会继续调查，余下6500多人被捕后未被落案起诉；他们指会尽快交代未结案件情况，但目前仍未作相关公布。近四年过去，像阿祺这样的被捕人，未有再次被捕，也没有收到警方通知取回证物、或不予起诉。

阿祺形容，他们四年来处于in limbo（悬而未决）的状态。在2019年因暴动罪被捕的子琛（化名）则觉得，能够明白想尽快结束事件的渴望，但他心里更倾向相信，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这些人的头上，都悬着一把剑。

被捕后踢保，in limbo的人

2020年，大学生阿祺在某一次游行中被捕。当时警察从四面八方围捕，着人们举高双手，以非法集结的名义拘捕、锁手铐，带上警车送往警署。阿祺当时脑里想着：“死了。”“最麻烦是要怎样跟家人解释？”他想想后又说：“无得解释㗎㖞。”

48小时内，阿祺的保释批准了，要求他定期报到。对当时的他来说，“我身边有些朋友上庭、坐监，所以上庭不是一个很远的想像。”他判断自己被起诉的机会很低，“一开始会觉得无奈，但后来都算接受了现实，我深信这件事不是很严重。”

“因为我深知我是没有做任何事情的，”他说。

▲ 2019年10月5日，两名戴着口罩的示威者被警察攻击。

不久，阿祺回到警署踢保。踢保是指被捕后获保释，按要求定期去警署报到时，拒绝继续保释。如果警方没有证据正式落案起诉，被捕人毋须再报到。但踢保不代表案件完结，由于刑事案件没有起诉期限，警方可以继续调查案件，亦可随时落案起诉。“我不想不断去续保，很麻烦。而如果我真的有什么问题，我踢保，他便捉我入去（正式起诉）。”他想快点有一个答案，“要不踢保，要不被扣留，留在被保释的状态并没有任何好处。”

踢保成功后，他走出警署，觉得整个人放松了一点。当时疫情来袭，心神又很快被分散。

但踢保像身上挂着的一条隐形的线，阿祺感觉随时会被扯走。“对于这班in Limbo的人来说，怎样判断case closed呢？就是当警察打电话告诉你，哦，你可以拿回自己的（证物），就代表你的case closed，19年的事就跟你再无关了。”身边朋友一年前陆续收到电话，“而我还在等。我还在等。”

阿祺觉得最大的心理压力，来源于不知何时被告。“看到身边的朋友没事，而你还处于一个卡在这里、不知干嘛的状态，这非常的不舒服……”他想像，如果被落案起诉就辞工，一边做自由工作者一边应对官司。但这三年多以来，他又未被正式起诉。“可能你somehow忘记了被捕的事，但当突然收到朋友讯息说可拿回证物，就会trigger自己想，几时到我？又返回这种状态。In limbo的状态是被trigger的。”他说。

踢保后，阿祺继续在大学读书，毕业后做普通的上班族。他的生活确没被影响太多，但每次出境，“都会想一想是不是可以离开。”当他不时看到有人回港被捕、或离港时被捕的新闻，他也紧张起来。“出境过关，入境处人员看着你的护照，嘟一嘟闸机，你会怕他跟你说：等一等，警察要过来。出境旅行、申请回乡证、良民证什么的，普通人会觉得很正常，都会令我感受到我的状态跟他们不同。”

近年，他觉得毕竟要规划人生，是时候去面对这条无形的线了。“你要负面就根本规划不到任何事，我现在一定要有人生规划，不能被它拖着脚步。”他找寻法律意见，希望评估目前状况，但仍未有一个明确答案。

四年后，仍有逾6000名被捕者等待答案

像阿祺的个案并不少，目前，约有7369人的反修例运动案件仍未处理。近年，有不少案件事隔一段时间才被正式起诉，例如2019年11月香港理工大学的冲突，事隔两年，有一名20岁男学生在去年入境回港时被拘捕，并起诉暴动罪。

▲ 2019年11月12日，警方进入香港中文大学，与示威者对峙。

据香港警务处回复，从2019年6月9日至2022年12月31日，反修例运动中共有10279人被捕，近四成为学生；2910人已被检控，其中四成亦是学生。1754名被捕人年龄为18岁以下，其中520人被检控。他们的罪名包括参与暴动、非法集结、伤人、纵火、袭警等。

被捕人士当中有2928人已经或正在司法程序，有1789人被定罪或签保守行为等等。387人审讯后无罪释放，57人获撤销控罪，670人的司法程序仍在进行中，25人经警司警诫后被释放。

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曾于2023年二月表示，就逾6000宗未结案件，警方调查已进入最后阶段，会务求该月公布情况。不久，警方再交代有800多人涉及较严重罪行会继续调查，近6500人未被落案起诉。三月中，萧再指警方需时认真调查，称最初期望二月或三月完成相关工作，将会密锣紧鼓于一至两个月里完成。

五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何时交代全部案件时，他指警方会按个别案件的证据和实际情况以及案情的需要处理，“订一个所谓的不基于任何证据考虑的时间表亦都是不切实际，亦都未必符合我们法治精神。”

近日律政司回复《明报》查询指，“特别职务组”去年就警方提交运动中的公众秩序个案作指示，如今只余数宗案件须跟进。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则受访表示，手上约170个案已取回证物，认为不大机会再开案。他在另一访问提到，有约20人于四、五月收到通知指暂时不会起诉，亦可取回证物。他指明白逐一通知被捕者需时，但运动将近四年，期望警方增加资源、交代目前进展。

这个问题，政府早于2020年就曾经被问过。时任立法会议员陈志全查询运动的拘捕和检控安排，时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回复，如果被捕人拒绝保释，或在接受保释后回到警署报到时拒绝续保，而调查工作尚未完成，警方会考虑释放当事人。然而，释放被捕人并不代表警方不会起诉他。如果调查后决定起诉，警方会再次作出拘捕。

被问及警方会否在作出不检控成功踢保人士的决定后，尽快作相关通知，让他们放下心理负担？李家超指个别案件的调查详情是保密的，以免影响调查及搜证工作，不会对涉案人士公开。对于拒绝保释被释放候查的被捕人，基于上述保密原则，不会被告知调查进展。若日后警方有足够证据，会再次作拘捕及起诉。

▲ 2019年8月24日，一名警员在黄大仙制服一名示威者。

“其实没有结束这回事”

2019年，子琛在一场示威中涉嫌暴动罪被捕。被捕后，警方并未正式起诉他。“那阵时我也有少少开心，会觉得少件事担心啰。”

子琛性格谨慎，他知道理论上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他可能再次被拘捕及起诉，“会不会早上拍门夹我走？”他也读过一些人回港后被捕的新闻，被捕至今，他曾经去旅行，起飞前一晚，他跟家人交代好如果自己被捕，要怎样处理、怎样到最近警署找自己。从外国回境的时候，他又再提醒家人一次。

至今，子琛没有收到任何警方的来电，也未取回案件证物，“这就是不知道会否再次被捕的关键点。”他知道，一些2020年因非法集结被捕的朋友，很快就取回了证物。得知消息，他为朋友松一口气，又不免有所比较，感到有点担心。

回想在警署得悉自己暂未被起诉时，他脑袋空空，“少少觉得是但（随便）。”

他知道不少人经历拘捕或检控，需要见辅导员。而他在案件暂告一段落后，很快就回复状态，专注读书。“没事好做了，然后就正常生活。”他说，“你有时搭车会经过一些地方，想到过去的经历会有少少不开心，但只是少少。现在我已经没什么了。”

子琛说话较慢，习惯思考一回再回答，语调平静而淡薄。“我应该是逃避派，”他笑笑说，自己这种被捕后又未结案的状态，“我甚至觉得不需要处理？跟别人说几句就可以了。”看到警方指会尽快交代未结案件的新闻，“这样去保证或者提醒你，我们仍然在处理你啊。”

在子琛心中，案件并没有真正完结的一天。“其实我觉得没有结束这一回事。他可能找到证据再拘捕你，可以一直持续发生，发生了就没能回头。我觉得避不到。”

他似乎已经接受这个现实。起初，子琛比现在更紧张、更害怕。这几年，他对韩国历史产生兴趣，从光州事件到民主化的历程，他读了许多相关历史。“熟悉了别人国家的事情如何发展，会觉得一个宏大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这样说好像很有问题，但政治运动中有人坐牢是随处可见的。”他说，“但当然，人（身处其中）一定会不开心的。”

一边是宏大的历史图景，一边是自身的困境，子琛也会想到自己。他会看释囚分享的故事，“我会想像（在狱中）怎样过。”

逐渐，来自警署的来电对他也不太重要，分别只有“很少很少”。“作为一个不起诉你的仪式吗？我想这件事不太重要了。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但他也能够理解，“对其他人来说是一件好事。”

一名曾处理社会运动案件的大律师A（化名）表示，其接触不少被捕者选择踢保，“通常都想快啲踢，唔想有嘢喺头顶。（不想头顶一直有东西）”但是，也有不少人在踢保的半年至一年后再次被捕。

A解释，“这归结香港的刑事案没有追溯期（编按：除某些条例另订追溯期），如果有一天找到足够证据落案起诉，不能说当时已踢保，不可以再起诉。”但A补充，案发时间距离愈远愈模糊，当事人可能不记得、知情人士可能不在香港，所以理论上应尽快处理个案，否则对被捕人不公。

即便一个人从未被捕，若警方找到证据，也可以拘捕及起诉。踢保或无条件释放的被捕者，“好不幸地，可否说他们永远不会有事？理论上是没有的。”但A仍然认为，成功踢保、被无条件释放，或可以领回证物的通知仍然重要，“至少警方基于已有资料进行的调查中，已经close file，起码可代表这个调查阶段告一段落。”

对一些被捕者而言，“坐监不是最可怕，有些人宁愿有个了断，好过无日无之的担忧。”

“摆脱激进思想”的监狱计划、支援平台解散

四年过去，香港的政治形势急剧转变。除了未知结果的被捕者，被检控罪成的人，在不同的监狱中服刑，他们身处的囚室同样迎来变化。

《华盛顿邮报》于6月8日透过访问十名青少年释囚、前惩教署职员等，报导香港21岁以下青少年在囚者接受的“去激进化”计划。在囚者每天都要练习中式步操，另参与国家宣传演讲和心理辅导，使囚犯承认过去观点极端，辅以监控和惩罚系统，包括单独监禁。报导引述受访者指计划是24小时的“洗脑”。

据报导，香港惩教署指截至4月30日，共有871名青年囚犯参与计划，其中约七成因“反修例运动”而被起诉，当中有人年仅14岁。

▲ 2019年10月20日，九龙区游行演变成冲突，示威者在旺角架设防线。

惩教署回复自由亚洲电台，批评该报导是“颠倒是非和污蔑抹黑本署工作的偏颇及失实报道”。署方曾表示，于2021年推出“沿途有‘理’”计划，为思想激进、涉暴力的违法者提供特殊更生，“以逐步摆脱激进思想及暴力行为”，重点是认识中国历史及加强国民教育、心理及价值观重整、生涯规划及家庭关系重修。计划并非“洗脑”，属自愿参与性质。

2022年初，第五波疫情来袭，惩教署指为减低监狱内感染风险，实施“锁仓”管理，暂停亲友探访、暂停安排还押人士出庭应讯，一些律师的公务探访亦被停止。

一度因袭警罪在港服刑的美籍律师Samuel Bickett曾发文，忆述年初在狱中经历疫情下的状况。他表示当时食物及药物供应不稳，与外界书信往来断续。他又指，期间一名患哮喘的囚友死于囚仓，医院人员不敢接触尸体，囚友只能挤于墙边等数小时，待尸体移走。

时至今天，不少以往支援社会运动在囚人士的组织被打散。2021年，曾提供法律支援的“612人道支援基金”停止运作，提供物质支援、情绪辅导等的“石墙花”已经解散。“石墙花”曾于2021年六月收集10万人联署，要求改善监狱酷热环境。当时署方回复，一直有改善狱内环境，包括更换风扇、安装窗户，并会按计划加装滚筒扇等。

2023年6月6日，国安处以涉嫌“串谋伪造”拘捕六名男女，其中两名被捕人为“探监师”，即经常前往探望在囚示威者的市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曾批评探监师灌输反政府讯息，若有证据涉及危害国家安全，会进行拘捕和检控。

海水一样，潮涨潮退的不安感

阿祺想像，如果没有被捕的经历，香港没有这么大的变化，他可能会当一个区议员。他以前对未来的想像，“基本上都是在香港内。”他喜欢社区工作，对民生事务有兴趣，“可惜未有机会试，就发生了2019年。”

回到后雨伞时期，街头运动虽然相对沉寂，但其时网络爆发的各种二次创作、政治讽刺内容，是阿祺的政治启蒙。他因此开始注意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主权问题。

他一度想过离开香港。大学的许多同学已经移民或计划储钱离开，多半准备去加拿大读书。他觉得香港的社会、经济状态使他喘不过气，不再适合他居住。他习惯每天读财经新闻，得悉许很多欧美公司想离开香港，缩小香港公司规模，“你感到自己跟住一架sinking ship。”他又觉得管治和法律收紧，香港冰球协会和国泰航空争议的迅速升级亦抓住他的眼球。他挪出手掌压向面前的桌面，“扁平的，真的平了。”

平常的日子，他喜欢见朋友、打游戏机。有时跟朋友做运动，有时踩深夜单车去看日出，“拼命地过一个正常的日子。”阿祺很少跟朋友提起被捕后的奇异状态，家人也大抵以为他的案件已经结束。有时他宁愿朋友忘记关心他，“不断提又会令我想起，我们的关系也不应由这件事define。”他和周边的人相处也变得更加谨慎，会先在心里判断他的价值观，再决定要跟对方说什么。

他说，“很多时候，这些想法都会自然被时间冲淡。它就像海水一样，会潮退不见了，然后又突然出现。”

▲ 2019年11月18日凌晨，示威者与警察对峙期间，香港理工大学校园内多处起火。

去求职面试前，子琛担心对方查到自己曾经被捕，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除此之外，他自觉工作并未因被捕遭受太多影响。但他觉得，几年来跟家人的关系改变了，“发现就算是家人都不能讲太多，就算差不多想法。有些事你跟他们讲，他们未必会明白……他们的用心就是关心你的个人幸福，有没有受伤受苦。但正因为他们担心你，你才不想跟他们讲。”

移民问题上，子琛和家人偶有争论。家人想全家离开香港，但子琛想要留下，立场很坚定。“我觉得去一个外国地方，比香港更难生活。”他说，离港后只有两种路径，一是成为政治难民，二是作为普通人重新生活。“政治难民不用说怎样难过了。普通人的生活也很难适应。”被捕后获释，他也曾急躁，“好强烈的感觉，啊，一定要走。但现在……”现在的他着重移居后的难处，多于自己被捕的风险。

毕业后，子琛默默地工作，“好像正常人说的：返工、找自己的事做、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贡献。”虽然他说还没找到擅长的事，但确实感受到自己的转变。在各种爆炸性的新闻面前，“我反而学会怎样面对这些对社会大众造成阴影的事件。”他提到早前的钻石山凶案，许多人分享事发新闻，而他觉得分享自卫术资讯更加实在。

另一方面，他看事物更抽离了。像去留问题，别人吵得脸红耳赤，他却说：“走不走都一样，都是对的。真的好小事。”四年时间让子琛沉淀了很多，“有时人生经验丰富的人会讲好多教训，但你会发现自己观察得更好。”

五、六岁的时候，子琛就跟着家人参与六四集会、七一游行，游行对他而言最深刻，“因为很累，有时中途走了。”雨伞运动时他曾到金钟现场，也曾构想罢课。现在回想，家人对于引领自己接触政治可能有点自责，但他不确定，彼此也没有讨论过。

假如一切没有发生，他说自己会是一个“社畜”。“打一世工，工作几年找人结婚、买楼生仔，一直到退休，像我的家人一样。”现在他觉得一切太难预测，“见步行步吧，规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子琛喜欢一个人散步，在九龙、港岛，走过公共屋邨和街市，放空自己。最近他觉得，香港人好像更加重视“自己有什么”。“文化层面、城市里有什么做，还有什么特别的？”于是他也常常去郊外和海傍，看岛屿、渔船和大楼。“香港人已经习惯了这里的风景，但我之前去完旅行，真的一回来就去看海。”对他来说，香港还有很多地方尚待发掘。

▲ 2019年6月12日，警方在夏悫道清场期间，遗下一把雨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