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忆・我的童年

莫斯科——旧宫厩区——最初的回忆——克鲁泡特金家族——我的父亲——我的母亲

莫斯科是一个历史发展甚为迟缓的都市，至今城中各处还把在历史的迟缓行程中所遗留的陈迹保存得非常完好。在外莫斯科河畔一带，有着宽广而寂静的街道和一排用灰色漆油过的低的房屋，看起来很是单调；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是不分昼夜地紧闭着。这一带地方就是商人阶级的隐居所，又是那班外表上非常严峻、古板，专制的，信奉“旧教”的非国教派的大本营。克里姆林宫至今还是教会和政府的根据地；宫前一片广大的土地，点缀着几千家店铺和货栈，几百年来这地方就成了热闹的商业区，而且至今依然是横被整个广大帝国的国内贸易的心脏。

特威尔街与铁工桥就是几百年来时髦的大商店的两个主要中心；而蒲鲁席加与杜洛哥米洛夫加这两个工匠区至今还保留着莫斯科建都时代那班吵吵闹闹的居民所特有的景象。每一区自成一个小世界；各有各的特色，各营各的特殊生活。连那些铁路（当它们开始侵入旧都的时候）也在这古城郊外几个特殊的中心点集结着它们的货栈、工场，以及它们的满载货物的车辆和火车头。

在克里姆林宫后面，阿尔巴特与蒲列奇斯顿加两条大街之间有一带像迷宫一般的，又清洁，又静寂，迂回曲折的大街小巷，这个地方至今还依然被称为旧宫厩区。在莫斯科全城内恐怕没有比这旧宫厩区更特别的地方了。

距今约五十年以前，旧莫斯科贵族就住家在这一区里，而且就在这里慢慢地消亡了。他们的名字是常见于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史上的，然而后来却不得不把地位让给新来者（即俄罗斯帝国的开创者彼得大帝所召用的“各等级人等”）而自己引退了。这些先朝贵族看见自己在圣彼得堡的新朝廷中受到排挤，便只得退居在莫斯科的旧宫厩区，有的就隐居在首都附近乡村中风景如画的别墅里。因此他们对于在涅瓦河畔的新都中身居政府要职的那一群“来历不明”的杂族人等，便不由得怀着轻视和暗暗的妒羡。

他们在青年时代，多半委身于宦途，尤以从事军务的为多；然而常常因了某种缘故，他们不久就辞了职，并不曾得着高官厚爵。那些较为得意的人还在本地方得到一个清闲的，差不多是名誉的位子（我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人），而其余的多数人就完全告退，过着赋闲的日子。虽然他们一生转徙无定，走遍了俄国的广大地面，但他们总会设法回到旧宫厩区中一所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里，在他们从前受过洗礼的教堂（而且当他们的父母的葬仪举行时又曾在这里宣读过最后的祈祷）附近消磨他们晚年的岁月。

新枝从老干生出来。其中有的又在俄国各处多多少少得到一点名声；有的又在莫斯科城内别区中，或在新都圣彼得堡建造了更华丽的新式邸宅。然而只有依旧住在旧宫厩区（住在和绿的、黄的、淡红的、褐色的，靠近与家族传统紧密相连的教堂的地方）的那一支脉，不管在族谱中占什么地位，总被认作本族的真正代表。对于这支脉的旧式族长，便是本族中那些离开故乡（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禁卫军中或在宫廷里得着一个较显荣的官职的年轻人对他也不得不表示大的敬意。（自然不能说完全不带一点讥讽）对于他们，这样的族长就成了一族的古风和传统的化身。

这一带寂静的街道远离那喧闹扰攘的莫斯科商业区；在这些街道上，所有房屋的外表非常相似。大多数是用木头建造，屋顶全用亮绿色的铁片盖成；外部涂以灰泥，并有圆柱与前廊来点缀。这些房屋全是油漆得非常华丽。差不多各家都是平房，临街开了八九扇美丽的窗户。只有在房屋的后部才修建了一层楼，俯瞰着一个宽大的天井，天井四周又有许多小房子，作为厨房、马厩、地窖、马车房以及仆婢室用。天井前面开着一扇大门，大门上钉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的字通常总是“中尉，少校，上校（很少有少将或同级的文官官衔的）某某人的公馆”。然而如果在这些街上有一所更华丽的而且有镀金的铁栏和铁门的房屋，那么门上的铜牌一定刻着“商业顾问”或“名誉市民”某某人字样，这班人都是“来历不明”的，定居在这区的“入侵者”，因此他们的邻人完全不和他们往来。

在这一带贵族定居的街道上，向来不许开设商店，至多在本教区的教堂所属的某一所小木房里，开着一家杂货店或水果店罢了；然而那时候在小店的对角便会安置一个警察的岗亭。那个警察白天手执着戟站在岗亭口，看见官员走过，便举起他的不能伤人的武器行礼；一到晚上，他便进了岗亭，在里面或者替人修鞋，或者制造一种特别的鼻烟，卖给邻居的老仆人。

在这莫斯科的“圣日尔曼乡”中，生活过得清静而和平——至少在外人看来是如此。早晨的时候，街上连一个人也没有，到了正午光景才有一些法国家庭教师和德国保姆带着小孩出来在这盖满了白雪的大街上散步。等到午后才见太太小姐们乘着两匹马拉的雪橇，后面有一个仆人站在钉在踏板末端的一块小木板上；有些太太小姐则乘一辆旧式马车，又高又大，有着大而弯曲的弹簧条，由四匹马拖着飞跑。车前有一个马夫，车后站两个仆人。到了晚上，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是灯烛辉煌，如果百叶窗不曾关上，街中的行人便可以赞叹那些在客厅里玩牌、跳舞的贵人了。那时候所谓“新思想”尚未流行，而且离“父与子”冲突的时代还很远。至于在所有这些房屋里面发生“父与子”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常常不是演成家庭的悲剧便是要政治警察夜间光临），那还是以后的事。在五十年前，这类事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一切都是平静而安闲——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

我就是于1842年在这旧宫厩区中诞生的。我的最初十五年的光阴也是在这里度过。父亲把我们的母亲在其中病故的房屋出卖了，另外买了一所新屋。以后他又把那房屋也卖出去，我们便在租赁的房屋里过了几个冬季，直到后来，他才在离他幼年受过洗礼的教堂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找到了一所合于他的脾胃的住宅。然而不管这一切变化，我们依旧住在旧宫厩区内，除了在夏天我们到自己的乡间别墅去避暑之外，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

在我们的住宅的一隅，有一间又高又宽的寝室，我们的母亲躺在那里面的一张洁白的床上，床前放着我们孩提时代用的小椅子和小桌子，另外还有几张洁净的桌子，上面放着几个美丽的玻璃缸，里面盛着糖果和果子酱（这间屋子，只有在特殊的时候，别人才领我们两弟兄进去），这就是我的生涯中最初的隐约的回忆了。

我们的母亲患着肺病快死了，她的年纪不过三十五岁。她要在和我们诀别以前，把我们叫到她的身边，抚爱我们，在我们的欢喜中感到一刻的幸福，她便在她的床前安排了这小小的“款待”，因为她再不能够起床了。我还记得她的那张灰白瘦弱的面孔，一双深褐色的大眼睛。她带着爱怜横溢的眼光望着我们，请我们吃东西，要我们爬上她的床。过后，她忽然哭出声来，继之以一阵咳嗽——我们就被叫出去了。

几天以后，我们两个小孩（我的哥哥亚历山大和我）便从大人屋里搬到院内一间小的偏屋里去了。这间小屋子充满了4月的阳光，然而我们的德国保姆布尔曼夫人和俄国保姆乌利安娜却叫我们上床睡觉。她们泪痕满面，在替我们缝四边镶着白穗的黑衬衣。我们睡不着觉：这奇异的景象使我们害怕。我们静听着她们低声的谈话。她们在说我们的母亲的事，可是我们听不明白，我们便跳下床来，问道：“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

她们两个便抽泣起来，一面轻轻抚着我们的卷发的小头，称我们做“可怜的孤儿”，后来乌利安娜实在忍不住了，便说：“你们的母亲到那里去啦——到天上，到天使那里去啦。”

“天上怎么去？为什么？”我们带着小孩的想象这样问，却得不着一句明白的回答。

这是1846年4月。那时我只有三岁半，我的哥哥亚历山大还不到五岁。我们的长兄尼可拉与长姊海伦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可不知道：他们大概是在学校里罢。尼可拉有十二岁，海伦也有十一岁；他们两个是在一处生长的，我们不大清楚他们。从此我们弟兄两个便留在这间小屋里，有布尔曼夫人和乌利安娜照管我们。那位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她在这茫茫人世是绝对孤独的；自从我们的母亲逝世以后，她待我们真和母亲一般。她尽心竭力地抚养我们，时时给我们买一些简单的玩具，而且只要那个卖姜糖饼的德国老头子（他大概也是像她那样无家的孤独的人）有时到我们的家里来探望，她便买了不少姜糖饼把我们喂一个饱。我们和父亲见面的时候很少；其后的两年就这样过去了，并不曾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什么印象。

我们的父亲说起他的家世，便非常骄傲，他会做出庄严的样子把那幅挂在他的书斋内墙壁上的有镜框的羊皮纸指给我们看。这羊皮纸表示我家世袭的纹章，代表画图中身披貂皮外套、头戴摩洛马克的冠冕的斯摩棱斯克亲王爵位的纹章。在这上面由纹章局签字证明我们的家系出于素称“勇猛无敌”的洛斯地斯拉夫·米斯地斯拉维奇（即俄国史上有名的基辅大公）的一个孙儿。我们的祖先曾为斯摩棱斯克大公。

我们的父亲常常说：“我花了三百卢布才得着这一幅羊皮纸。”他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并不大明瞭俄国历史，他之所以看重这羊皮纸，与其说是为了它的历史的关系，不如说是为了它的售价。

事实上，我们的家族实在是源远流长。然而和那可以认作俄国历史上封建时代的代表的路利克族子孙的多数一样，我们的祖先到了封建时代告终，罗曼诺夫王朝开始了统一俄国的事业时，便落伍而归于衰微了。近年来，克鲁泡特金一族人似乎失去了做官的特别兴味。我的曾祖和祖父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从军中辞职出来，急忙回到祖传领地上过赋闲的日子。我还应该说，这些领地四处都有，其中主要的一处是在梁赞省乌鲁索弗，位置在一座高山之上，山下便是一片沃野。那地方有茂盛的树林，有蜿蜒的河流，有无边的草原，其风景之幽美，无论谁见了都要心醉。我的祖父从军中辞职回来时，不过是一个中尉，他便退隐在乌鲁索弗，专心经营他的领地，同时又在邻省购买了一些新的领地。

我们这一代人本来也许会学着祖父的榜样做去；然而祖父却娶了一个家风和我家的完全不同的加加林公主。她的哥哥是一个出名的戏剧迷。他自己开设了一座戏院，而且放任着自己的激情，竟至于不顾一切亲族的非笑责难，娶了一个农奴的女儿——天才的演员谢苗诺芙娜。谢苗诺芙娜是俄国戏剧艺术创建人之一，并且确实是最受人欢迎的一个演员。而尤其使得“全莫斯科”惊骇的，乃是她结婚以后仍继续现身于舞台。

我不知道我们的祖母是否有着她的哥哥那样的艺术癖好和文学趣味——我如今所能记起的她，是她已经瘫痪，只能低声细语的时候了。然而到了下一代人，文学的爱好就成了我家的一个特征，这倒是确实的事。加加林公主的儿子中有一个是小俄国诗人，出版过一本诗集——这一件事在我的父亲却以为是耻辱，他常常故意避开不提。在我们自己这代人中，有几个堂弟兄，还有我的哥哥和我对于我们这时代的文学多少尽过一点力。

我们的父亲算是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一个典型军官。这并不是说他有着尚武的精神或酷爱军营的生活；我恐怕他一生从没有在露营的篝火旁边度过一夜，或参加过一次战争。然而这在尼古拉一世的治下倒是不大要紧的。当时的真正军人是一个非常爱穿军服，完全讨厌一切其他服装的军官；他的士兵是被训练来用他们的腿和枪做出差不多超人的把戏（如“举枪”时把枪底木柄弄碎，这便是有名的把戏之一）；而且他在举行阅兵的时候可以使他的士兵排列得非常整齐，并且绝对不动，真正和一排玩具兵士一样。密契尔大公有一次看见一队步兵演习“举枪”足足有一个钟头，以后他向人说起这联队时，赞道：“真是好极了，不同的只在于他们还在呼吸罢了。”我的父亲的理想就是去适合当时的这种军人观而已。

诚然，他也曾参加过1828年对土耳其的战争；然而他有办法使自己自始至终都留在后方总司令部中。我们小孩子有时趁他特别高兴的时候，请求他讲一点战争的故事给我们听，可是他除了有一次被几百只土耳其狗突然袭击一事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那件事是这样：有一夜，他和他的忠仆佛洛尔带着公文骑马经过一个无人烟的荒废的土耳其村落，遇到了一群土耳其野狗。他们不得不拔剑苦斗，才逃出饿狗的牙齿。如果那是一队土耳其兵，倒比较可以满足我们小孩子的想象，然而父亲所说的却是一群饿狗。后来父亲被我们问得没有办法，只得把他如何因“勇敢”而得到圣安娜十字章和他所佩带的金剑的那一段故事告诉我们。老实说，我们听了觉得真正大失所望。他的故事实在是太无味了。那时候，司令部的将校们正驻扎在一个土耳其村落里。忽然村里起了火灾。一霎时，村里的房屋都被火焰包围住了。在一家屋内，还有一个小孩留在里面。小孩的母亲发出了绝望的哀号。那个平日寸步不离主人的佛洛尔这时立刻冲进火焰里把小孩救了出来。目击这事的总司令就赏了一个褒奖勇武的十字章给我的父亲。

“但是，父亲，”我们不禁叫起来，“救出那小孩的是佛洛尔呀！”

“什么？”他坦然自若地答道，“他不是我的人吗？这有什么分别！”

波兰革命之际，他也多少参加了1831年的战役，并且在华沙认识了军团长苏里马将军的幼女，而且爱上了她。婚礼是在那拉秦基宫举行的，仪式盛大奢华。副总督巴斯基维奇伯爵做新郎的傧相。我们的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可是你们的母亲什么家财也没有带给我！”

这是实在话。我们的外祖父尼可拉·谢苗诺维奇·苏里马是一个不知致富荣达之术的人。他的血管里一定含得有不少德涅伯河的哥萨克人的血液：这类人善于对付人数三倍于他们、武器精良、勇敢好战的波兰人或土耳其军队，然而不知道如何躲避莫斯科朝廷的外交的陷阱。在1648年的可怖的暴动（这是波兰共和国灭亡的开始）中与波兰人奋战之后，他们又陷身在俄国沙皇的统治之下，失却了一切自由。苏里马家有一人曾被波兰人生擒，在华沙被拷打致死，但同族中其他“校官”反因此更加奋勇战斗，结果波兰割让了小俄罗斯。至于我们的外祖父，当拿破仑一世侵入俄国的时候，他曾率领一队胸甲骑兵，突破枪刺如林的法国步兵方阵，但本人头部也受了重伤，遗弃在战场上被视为死尸，后来虽然遇救，身体得以复原，但头上却永留着一条深的伤痕。他因为不肯谄谀亚历山大一世的宠臣、权势赫赫的亚拉克雪夫，被光荣地流放远地，起初为西伯利亚西部总督；后来又转任西伯利亚东部总督。在当时，这么一个官位比金矿还要肥，可是我们的外祖父从西伯利亚归来时仍旧和去时一样地清贫，只留下些少的财产给他的三儿三女而已。1862年，我到西伯利亚时，我还常常听见别人怀有敬意地提到他的名字。当时，西伯利亚各省受贿聚敛之风盛行，他无法将它压下去，因而心情近乎绝望。

我们的母亲在当时无疑是一个非凡的女人。她死后许多年，我在我们的别墅的贮藏室一隅发现了一堆稿件，上面尽是她的坚实而秀丽的手迹。有的是她的日记，在日记里她愉快地描写德国的风景，并讲到她的悲哀和对于幸福的渴慕；有的是抄本，抄满了当时被检查官禁止的俄国诗歌，其中有1826年被尼古拉一世绞杀的诗人雷列耶夫的美丽的史诗；还有一些抄本，抄的是音乐、法国戏剧、拉马丁的韵文、拜伦的诗作；此外还有许多水彩画。

一位有名的画家曾聚精会神地为她画了一幅油画肖像：高高的苗条的身材盖着一堆深栗色头发，一对深褐色的眼睛，一张小嘴，她在画中看起来真是栩栩如生。她平时非常活泼，极爱跳舞。我们村里的农妇告诉我们说，她时常站在阳台上欣赏她们跳那悠缓而优雅的圆圈舞，到后来，她自己也加入她们一起跳舞了。她有一个艺术家的素质。在一个舞会上她受了寒，因而转成肺炎，以至于死。

所有知道她的人无不爱她。家中的仆婢想起她来表示深深的崇敬。布尔曼夫人之所以照顾我们，是为着母亲的情份；那位俄国保姆之所以一心一意爱我们，也是为着母亲的情份。乌利安娜在早上给我们梳头发或晚上在我们的睡榻上面划十字的时候，常常说：“你们的妈妈如今一定从天上望着你们，向你们流泪，可怜的孤儿！”我们对母亲的怀念使我们整个幼年时代焕发出光彩。不知有多少次，在黑暗的走廊里，仆婢们用手抚爱过亚历山大或是我。再不然，一个农妇在田间遇上我们的时候，便会问：“你们将来会像你们的母亲那样好吗？她真正怜恤我们。你们也会这样，错不了。”这样的事不知有过多少次。她所说的“我们”自然是指农奴们。事实上，要不是我们在我们家里仆婢中间享受到一般孩子享受到的爱的气氛，我们以后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母亲的孩子，我们和她相似，他们便热爱我们，而且有时候，他们的热爱表现得令人感泣，这在后面就会说到的。

世人无不热心希望生存于死后，然而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一个真正的好人的记忆总是活着的。这记忆将镌刻在下一代人的心上，并将再传给他们的儿女，这难道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不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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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继母——布南先生的教育方法——星期天的娱乐——我对于戏剧的爱好——我参加尼古拉一世之庆祝典礼——我的哥哥入军官学校

我们的母亲死后两年，父亲便续娶继母。他本已爱上一个漂亮的富家少女，然而命运所决定的却在另一方。

一天早晨，他还穿着便衣，仆人们忽然慌慌张张地跑进他的房间，报告他所属的第六军团的司令官狄摩费叶夫将军来了。这位尼古拉一世的宠臣是一个可怕的人物。在他阅兵时如果一个兵士稍有一点过失，他就会下令把那兵士打得死去活来。有时他在街上见着一个军官不曾把他的高高的硬领上的扣子扣好，他就会立刻把他革职为一个小兵，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狄摩费叶夫将军说的话，尼古拉一世真是言听计从。

那位将军从来不曾到我们家里来过，这一次他忽然跑来劝我们的父亲娶他的内侄女，伊利沙白·加朗季诺小姐为妻，这位小姐是黑海舰队提督的一个女儿，她有古典的希腊型的容貌，据说非常美丽。父亲答应了，他的第二次婚礼之豪华并不下于第一次。

“你们年轻人决不会明白这类事情的”，我们的父亲把这故事向我们讲过几次，有一次讲完后作了这样的结论。他说话时的那种微妙的诙谐神气，我不在这里描述了。“然而你们要晓得在当时一个军团司令官有多大的威风，而且特别是那位我们称之为独眼鬼的人亲自跑来给他的内侄女儿做媒？自然，他没有什么嫁妆，只有一大箱女人用的衣饰，还有她的黑得像吉普赛人那样的唯一的婢女玛尔达坐在箱子上。”

这件事我如今一点也记不起了。我只记得一所陈设华丽的府邸里的大客厅，客厅里有一位容貌动人但带着过于显著的南国风貌的年轻太太和我们嬉戏，并且说：“你们看，你们就要有一个很好的妈妈了。”亚历山大和我听见这句话便不高兴地望着她回答：“我们的妈妈已经飞到天上去了。”我们对于这种快乐抱着怀疑的态度。

冬天来了，我们开始一种新生活。我们把房子卖掉了，另外买进一所新的住宅，所有的陈设都是全新的。一切可以使人记忆起我们的母亲的东西——她的肖像，她的绘画，她的刺绣完全不见了。布尔曼夫人哀求留在我们家里，并且答应把我们的继母将来生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儿女一般专心照料，但这哀求是无用的，她终于被遣走了。临行还有人告诉她说：“我的家里不要留下任何苏里马族的东西。”我们的舅父舅母以及外祖母和我们家完全断绝了关系。乌利安娜嫁给了佛洛尔，佛洛尔做了管事，而乌利安娜成了女管家；关于我们的教育，父亲聘请了一位薪金丰厚的法国家庭教师布南先生和一位薪金微薄的俄国大学生斯米尔诺夫来担任。

当时莫斯科贵族的子弟多数是由法国人教育的，而那些法国人大都是拿破仑大军的残余。布南先生是其中的一个。他刚教完小说家查果斯金的幼子，他的学生塞尔该在旧宫厩区中以受过良好教养出名，因此我们的父亲便毫不迟疑地花费一年六百卢布的高薪把他聘请了来。

布南先生带了他的猎狗特雷索尔、他的拿破仑时代的咖啡壶和几本法国教科书来，开始管教我们和那个服侍我们的农奴马特威了。

他的教育方法很简单。每天早晨他把我们唤醒以后便准备他的咖啡，他是在他的房里用咖啡的。当我们在预备早晨功课的时候，他就仔细打扮起来：他擦洗他的灰色头发以便遮盖他的头上渐渐多起来的光秃处，穿上他的燕尾服，满身洒了香水，然后带着我们下楼向父母请早安。我们平常总是遇着父亲和继母在用早餐，我们便挨上去十分规矩地背诵“早安，亲爱的爸爸”和“早安，亲爱的妈妈”两句法国话，又吻他们的手。布南先生也十分恭敬而文雅地一面鞠躬一面用法语说：“早安，亲王阁下”，“早安，亲王夫人阁下”，然后立刻退出，走回楼上去。这种礼节每天早晨照例要重演一回。

于是我们的功课开始了。布南先生脱下他的燕尾服换上一套便服，戴上一顶皮帽，倒在一把安乐椅上，吩咐我们道：“背书罢。”

我们便背诵起来，从书中划得有指甲印的地方起，背到有第二个指甲印的地方为止。布南先生带有一本诺厄尔与夏普沙两人合著的文法书，这本书是几代俄国少男少女所不会忘记的。他还有一本法文会话书，一部一卷本的世界史和一部一卷本的世界地理。我们必须把文法、会话、历史、地理一一念熟。

以“文法者何？—文法者正确说写之术也”等名句开场的文法书倒还容易读。不幸的是那本历史却有一篇序言，一一列举把历史知识所能给与人们的利益。开头的几句倒还容易念过去。我们念道：“帝王于历史中可得宽宏统治臣民之例证；将帅可从中学得高超之作战艺术”，这毫不困难地念过去了。可是一到法律，问题一个接一个来了。“法学家于其中发现了——”然而那位博学的法学者究竟从历史中发现了什么，我始终不曾知道。这可怕的名词“法学家”把我们的兴味完全打断了。我们一念到它，就打住了。

于是布南先生大声叫起来：“给我跪下！”（这是指我。）“给我跪下！”（这是指我哥哥。）我们就一同跪下。我们这样跪着，流着眼泪，拼命想把这法学家的话弄懂，可是没有用处。

那篇序言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我们这时已经读过关于罗马人的事，当乌利安娜称米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一根棍儿放在她的天平上“正如布伦努斯那样”；有时我们从桌子上或别的“悬崖”上跳下来，说是仿效库尔提乌斯那样舍身救国；然而布南先生会时时重提那篇序言，又使我们为了那位法学家的缘故跪下来。后来我的哥哥和我两人对于法学旗帜鲜明地表示轻蔑，那也是不足怪的罢？

说到地理，如果布南先生的地理书上也有一篇序言，那么不晓得又会发生什么。幸而，那本书的前二十页已经被撕掉了（我想，这不能不说是受了塞尔该·查果斯金之赐），所以我们便从第二十一页读起，开头便是“——灌溉法兰西之诸河”。

老实说，我们所受的刑罚并不止罚跪一种。在教室里还有一根赤杨木棍子。要是我们实在无法把那篇序言念下去，或者关于品行礼法的会话没有进步的希望的时候，那么布南先生便要求助于那根棍子了。然而有一天，海伦姊姊（她刚从加塞林贵族女学校回来，她的住房是在教室的下一层）听见了我们的哭声，便流着泪跑进父亲的书房，狠狠责备他不该把我们弟兄信托给继母去管，听她把我们交给“一个退伍的法国鼓手”去管教。她哭诉道：“自然没有人庇护他们啦，可是我不能看着我的弟弟们被一个鼓手这样对待。”

父亲一时措手不及，找不出话来辩驳。他把姊姊骂了一顿，但是到头来他也不能不嘉许她爱护弟弟们的心肠。从此那根木棍就只用来教授猎狗特雷索尔守规矩了。

布南先生一旦卸下教授的重任，马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由一个面目可憎的教师变成一个活泼可亲的伙伴。用过中饭以后他便带我们出去散步，那时候，他的话是说不完的，我们也就像小鸟一般地啁啾起来。虽然他所教我们的从没有出过造句法的前几页的范围，但我们不久也就学会“正确说话”了；我们常是用法语构思，而在他向我们口授了半本神话学，并根据这本书纠正我们的语病（尽管从来也不试一试向我们讲明为什么某一个词在写作时要这样用）以后，我们也就学会“正确写作”了。

中饭后我们便上俄国老师的课，他是莫斯科大学的法科学生。他教我们所有“俄文课目”——文法、算术、历史等等。然而那几年中正式功课还没有开始。同时他每天向我们口述一页历史，靠了这种实用的方法，我们很快便学会用俄文写作而不犯错误了。

我们最美的日子是星期日；每逢那一天，全家的人除了我们小孩子外，都要到狄摩费叶夫将军夫人家中吃饭，有时，布南先生和斯米尔诺夫也告了假出去：那时候，我们便归乌利安娜照料。我们匆匆把中饭吃过就赶忙跑进大厅里，不久那些年轻的婢女也都跑来了。大家便玩起各种各类的游戏来：如捉迷藏、老鹰抓小鸡之类；过后那位精通百艺的吉洪带着一只提琴突然走了进来。于是大家跳起舞来；这并不是我们功课里的跳舞，那位有着“弹性的腿”的法国舞蹈老师教我们的那种一板一眼，叫人腻烦的舞蹈。我们跳的是和功课完全不同的自由舞，就是二十对左右的男男女女转来转去地跳。这种跳舞其实不过是学那更加活泼、有点狂野的哥萨克舞的一种准备。过后，吉洪便把提琴交给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自己开始用他的两腿做出种种惊人的把戏，以致大厅的几道门口不久都挤满了厨子和马夫，他们来看那种俄国人所心爱的舞蹈。

晚上九点钟左右，一辆大马车便开出去接家人回来。吉洪拿了一把刷子，爬在地板上把地板刷得干干净净，屋内的陈设全都恢复了原状。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弟兄纵使受到最严厉的诘问，也决不肯把前一晚的乐子泄露半句。我们从不说哪个婢仆的坏话，他们也从不说我们的坏话。有一个星期日，我的哥哥和我两人在大厅里玩耍，跑的时候一不小心撞着一盏贵重的灯的架子，把灯打得粉碎。于是仆婢们马上聚集起来开了一个会，没有一个人责备我们；然而大家却议定了第二天清早，由吉洪冒险偷偷跑到铁工桥去买了一盏样式相同的灯来。灯值十五个卢布，——对仆婢来说实在是一笔巨款；然而灯买回来了，我们从没有听到一声抱怨。

如今想起这件事，所有这些景象都到我的记忆中来了，我记得不管玩什么游戏，我们从不曾听到一句粗话，在跳舞的时候也从不曾见过现今带了小孩上戏院去看的那种舞蹈。仆婢们在他们自己中间谈话的时候肯定免不了说些粗话；然而我们是小孩子——“她”（指我们的母亲）的孩子，——因此我们就不会遇上那类事情。

当年，小孩们不像今天有那么多玩具玩。我们差不多连一件也没有，因此只能靠我们自己来发明了。而且我们两兄弟很早就染上了戏剧的爱好。那些狂欢节里演的下流戏剧尽是些偷盗打斗的表演，在我们心中留不下持久的印象：我们自己已经玩够了强盗和兵士的游戏了。但是芭蕾巨星芳妮·埃尔斯勒到莫斯科来了，我们去看了她的表演。父亲在戏院里定包厢座的时候，他总是选择最好的位置，钱也花得很多；定了座以后，他就一定要全家人都去看，觉得这样钱才花得值得。尽管我在当时还很年轻，芳妮·埃尔斯勒已经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使我觉得她的一举一动都是如此优美、轻盈，如此富于艺术性。从此我对于那种与其说是属于艺术范畴不如说是属于体操范畴的舞蹈，再也不感兴趣了。

自然，我们所看到的芭蕾舞剧（西班牙的吉普赛少女《吉丹娜》），我们后来也在家里仿演过；不过我们演的是剧情大意，而不是舞蹈。我们有一个现成的舞台，因为我们的寝室通入教室的地方并没有门，只有一张帘子挡着。在帘子前面放上几把椅子，排成半圆形，布南先生平时所坐的安乐椅也被我们搬了出来，于是剧场和皇帝的包厢座就有啦；至于看客，我们不难把那位俄国教师，乌利安娜和几个婢女拉来充数。

这芭蕾剧中有两场无论如何得想个什么法子扮演的：一场是吉普赛人用小车把小吉丹娜带进他们的营帐里；一场是吉丹娜第一次出场，就是她从山上走下来，走过一道桥，桥下的溪水映出她的面影。在戏院里开演的时候，一演到此处，观众便狂热地拍手喝彩，至少在我们想来，观众的热烈欢迎显然是被那溪水中的倒影引起的。

我们在那些最年轻的婢女中间找到一个来扮演吉丹娜。她的稍微破旧的蓝布棉外衣并不足以妨碍她去扮芳妮·埃尔斯勒那角色。一把椅子翻倒在地上，人握着椅子的两脚向前推，就可以代替小车了。然而小溪呢，两把椅子和裁缝安得勒的一块熨衣服用的木板做成桥，一块蓝布代替溪水。我们又把布南先生剃胡子时用的一面小镜子拿来放在桥下，然而溪水中的倒影不能完全现出来。多次努力，都失败了，我们不得不放弃了这计划，不过我们买通了乌利安娜，让她装出真正看见了溪水中的倒影的样子，拼命鼓掌，这样，我们自己最后就会开始相信：大概多少总可以看见一点吧。

拉辛的名剧《菲德拉》，或者至少是该剧的最后一幕，也演得很好；这就是说，亚历山大把那音调铿锵的诗句念得很美——

我们刚刚走出了德列席勒的城门；

至于我呢，在人念着那向我报告我的儿子的死讯的长篇独白时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神情漠然，一直到最后依照剧本我应该开口呼号：“呵，神明呵！”的地方。

然而不管我们演的什么戏，总是以地狱收场。我们把所有的蜡烛都吹熄了，只留下一支放在一张红色透明纸背后，当作火焰，而我们兄弟两人却藏起来，装做地狱里受罪的人发出可怕的嚎叫。乌利安娜不喜欢有人在她临睡前做出暗示魔鬼的举动，因此一脸惊惶。然而如今我自问：这种用一张纸和一支烛极其具体地表演地狱的做法是否曾帮助我们两人在幼年就摆脱了对于永劫之火的恐怖。我们对于它的概念是太现实了，难以抗拒种种怀疑。

当我看莫斯科的三大名伶，谢普金、萨多夫斯基、舒姆斯基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另一本喜剧的时候，我一定还是个大孩子；然而至今我不仅还记得这两本戏剧里动人的地方，就连那几位写实派的大演员的态度、表情（此派今日以女演员杜丝为其卓越的代表）我也记得十分清楚。我真是记得那么清楚，以致后来我在圣彼得堡看到法国的舞台腔浓重的演员扮演这两本戏的时候，我常常拿他们和谢普金和萨多夫斯基比较，对于他们的表演一点也感不到兴味。我的戏剧艺术的趣味还是被谢普金和萨多夫斯基造就的。

由此我想：那些为人父母的人如果有志于培养他们儿女的艺术趣味，便应该不时把儿女带去看一些真正表演得出色的好戏，不要再拿一大堆所谓“孩子们看的哑剧”来喂他们了。

我到了八岁那年，我的生涯的第二步转到了一个完全不曾预料到的方向。我记不清楚这究竟是在什么情形下发生的，大概是在尼古拉一世即位二十五周年纪念罢，当时，在莫斯科举行过大庆典。皇室都到这旧都来了，莫斯科的贵族想组织一个以孩子们为主的化装跳舞会来庆祝这次盛典。他们决定在舞会上应该有装扮成俄罗斯帝国形形色色各个民族的人来祝贺皇帝。家家户户都在非常忙碌地准备一切，我们家里也和所有邻居家里一样。我们的继母做了一套很漂亮的俄国服装。我们的父亲是军人，自然应该穿他的制服；我们的亲族中没有军职的人便和太太小姐们一样忙着做他们的俄国的、希腊的、高加索的、蒙古的服装。这是俄国贵族为皇帝举行舞会，这舞会当然要异乎寻常才行。我的哥哥亚历山大和我两人被认为年纪太小，没有参加这次盛典的资格。

然而后来我毕竟参加了这次盛典。我们的母亲有一位好友拉慈莫夫夫人，她的丈夫拉慈莫夫将军在人们最早谈到农奴解放的时候是威尔诺省的总督。拉慈莫夫夫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她预备带着她的十岁左右的儿子参加舞会。她自己做了一套波斯王妃的盛装，又给她的儿子做了一套波斯王子的服装相匹配；这套服装也是十分华贵的，还有一条镶嵌珠宝的腰带。然而到了开会的前几天，她的孩子忽然病了，拉慈莫夫夫人想在她最好的女友的孩子中找一个来代替自己的孩子。亚历山大和我两人便被带到她的家里去试穿那件新衣。亚历山大的身材比我高了许多，对他来说，那套衣服实在太短了，我穿则恰恰合身，因此就决定派我去装扮成波斯王子。

到了舞会的日子，莫斯科贵族院的大厅里挤满了宾客。每一个小孩得到一面旗帜，顶上挂着代表俄罗斯帝国六十省之一的纹章。我领得的旗帜上的纹章是一只老鹰在碧海上飞翔，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代表里海沿岸的阿斯脱拉罕省的纹章。我们领到了旗帜便在大厅后方排列起来，然后分成两行向着沙皇和皇室所站的高坛慢慢前进。到了坛前，我们中一行便向左走，一行向右走，排成了一根直线站在坛前。只等信号一发，所有的旗帜全都在皇帝面前低了下来。这种对于专制政治之尊崇做得非常动人：尼古拉异常高兴。俄罗斯帝国的各个省份都拜伏在最高统治者脚下。于是我们这班小孩子再慢慢地退回到大厅后方。

然而过后，秩序就有点混乱了。那些穿了绣着金线的制服的侍从武官到处跑来跑去。我被人从行列中抱了出来。我的舅父加加林亲王两手将我举起，一直走到御坛前，将我放在坛上。他一身通古斯人装束，他的出色的皮衣，他的弓和盛满了箭的箭袋都使我羡慕的了不得。

尼古拉要我站到御坛上去，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我在这一队小孩中算是最小的呢，还是因为我的一头卷发的圆脸在那高高的阿斯脱拉罕的毛皮帽子下看起来有点滑稽可笑。于是我就在将军和贵妇人中间站着，他们都埋下头来好奇地望着我。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个平时爱开兵营式的玩笑的尼古拉一世曾牵着我的手臂，把我引到当时腹中正怀着第三个孩子的皇储妃子玛丽·亚历山德洛夫娜面前，用军人的口吻向她说：“你非给我生一个这样的好孩子不可。”这个玩笑把皇储妃闹了个满脸通红。我反正还记得尼古拉问过我要糖果不要；我回答道，我情愿要用喝茶时吃的那种小饼干（我们在家里吃东西从来都控制得很严），尼古拉便叫一个侍者端了一满盘小饼干来，一古脑儿倒在我的高帽里。我告诉他：“我要把它们带给哥哥去吃。”

然而那位有军人风度，以说俏皮话出名的皇弟米哈伊尔大公居然设法把我弄哭了。他说：“你要是一个好孩子，大家就那样对待你”，便把他的大手按住我的脸向下一抹；“你要是一个顽皮孩子，大家就这样对待你”，说着又把手向上面一捋，把我的已经显著地开始向上翘的鼻子捋得非常之痛。我极力忍住眼泪，可是眼泪终于流了下来。那些贵妇们马上来安慰我，而那位好心肠的玛丽·亚历山德洛夫娜便亲身来庇护我。她把我放在她坐的一把有镀金靠背的天鹅绒的高椅子上面，据我家里人后来告诉我，我不久就把头倒在她的膝上睡熟了。舞会进行时她一次也没有离开那椅子。

我也还记得当我们在门口等车的时候，我们的亲戚都来抚摩我的头，亲我，说：“小彼得，你已经做了侍从武官啦”；然而我回答：“我不是侍从武官，我要回家去。”我非常关心我的帽子，那里面盛着我给亚历山大带回去的很好的小饼干。

我不知道亚历山大得到了这许多饼干没有，但是我记得当他听人说到我非常关心那帽子的时候，他是怎样地搂着我。

被派为候补侍从，在当时确是一大恩典。尼古拉很少把这恩典颁给莫斯科贵族的。我的父亲非常高兴，而且已经在梦想他的儿子将来在宫廷中将有怎样的锦绣前程。我的继母每一次讲起这故事来总不忘添一句：“这全是因为他赴舞会以前得到了我的祝福。”

拉慈莫夫夫人也很欢喜；她坚持要穿着那一套她穿着非常好看的衣服带着我在她的身边，叫人照此给她画一幅肖像画。

我的哥哥亚历山大的命运也就在下一年决定了。这一年伊志麦洛夫斯克联队五十周年纪念要在圣彼得堡举行。我的父亲在青年时代曾隶属于这个联队。一天夜里，我们全家的人都睡熟了，忽然一辆三匹马拉着的马车停到我家门前，马缰上的铃声一路响个不停。一个人从车里跳出来高声叫道：“开门！皇帝陛下的圣旨到了。”

这种深夜降旨所给与我们全家的惊恐是容易想象得到的。我的父亲战战兢兢地从他的书房里走下楼来。

“军法会审，贬为士兵”，这些句子在当时是时时刻刻在当军官的耳边荡漾的；这是一个恐怖的时代。然而这一次，尼古拉只是要伊志麦洛夫斯克联队全体军官的儿子的名单，以便知道其中是否还有未入陆军学校的，如果尚有就送去入学。为了这个目的，他派了一个专使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来，不分昼夜地去叩伊志麦洛夫斯克联队的退伍军官的家门。

我的父亲就用他的颤抖的手写道，他的长子尼可拉已经在莫斯科军官学校第一队肄业了；他的幼子彼得是候补侍从武官，唯有次子亚历山大尚未得到军人资格。几个星期以后，一道上谕下来，向我的父亲颁布“皇上的恩典”。亚历山大奉命到一个叫做奥勒尔的小城的军官学校入学。我的父亲费了很大的劲，花了很多的钱，才运动成功使亚历山大改入莫斯科军官学校。这一新的“恩典”之所以获得，靠的是我们的长兄已在该校肄业这一事实。

这样，由于尼古拉一世的命令，我们弟兄两人便不得不受军人教育了，虽然我们早年就已憎厌军人生涯的悖谬。但是尼古拉一世却使所有贵族子弟除了体格孱弱者外不得有一人从事军人以外的专业。因此我们弟兄三人都当了军官；我的父亲则因而大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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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俄国的四旬斋与复活节——农奴生活之写真——到乡村去——尼可尔斯奎小住

在当时，地主的财产是以他们所拥有的“灵魂”数目之多寡来决定的。所谓“灵魂”就是指男的农奴，女人是不计在内的。我的父亲在三个省份里，共有将近一千二百个农奴；除了他的农夫的自种地外，他还有大片田地，由这班农夫耕种。因此他是一个富人，他按照富人的排场生活，这就是说：他的家里对客人，不管多少，都不会飨以闭门羹，同时他有很多的婢仆。

我们家里的人口平时只有八个，多的时候也不过十个或十二个，在莫斯科的仆婢共有五十个，另外，在乡间还有二十五个，这些数目被认为并不算多。四个马车夫照料十二匹马，三个厨子给主人做饭，两个厨子给佣人做饭，十二个男仆伺候我们吃饭（每人身后站一个手里拿盘子的男仆），在婢女室里还有数不清的姑娘——难道这数目还能再减少吗？

而且每个地主都有一种野心，就是他家里所需用的一切东西都应该由他自己的人在家里制造出来。

“府上的钢琴音调得多好！我想调音师准是〔德国〕席麦尔先生罢，”来客有时会问。

那时候最得意的回答是：“我有我自己的调音师。”

午饭快完毕的时候，仆人把一种冰和糕点做成的，简直是艺术品的点心端上席来，客人一见便赞道：“多漂亮的点心呵！亲王，您老实说，这是从特朗布勒点心铺（最时髦的点心铺）买来的罢。”

“这是我特意叫我自己的糕点师傅露一手。他是特朗布勒的徒弟。”这回答博得众人的赞美。

当时那批有声望的豪富地主的理想就是凡他所用的刺绣、马具、家具等等（其实是一切东西）都要他自己的人在家里制造出来。因此仆人的儿子一到了六岁便被主人派送到各种时髦店铺里去学手艺；他们不得不在那里过上五年到七年，主要是扫地，挨无数次的打骂，在全城各处跑腿当杂差。老实说，真正能精通他所学的那一门手艺的人是极少数。裁缝和鞋匠所学到的手艺只够给仆人做衣服、鞋子；请客时需要的上等点心还是要在特朗布勒点心铺订购；同时我家的糕点师傅正在乐队当鼓手。

乐队也是我的父亲的野心之一，而且几乎所有他的男仆除了别的本领外都还有一种音乐才能：他们都加入了乐队，不是奏低音提琴，便是吹单簧管。钢琴调音师而兼副管厨的马加尔也会吹横笛；裁缝安得烈吹法国号角；糕点师傅起初原当鼓手，但是他擂的鼓声快要震聋人家的耳朵，所以特别给他买了一个大得了不得的喇叭来，希望他的肺不能像他的手那样弄出那么大的闹声。然而这希望也成了泡影。我的父亲便把他送去当兵了。至于那个“麻面的吉洪”，他在我家除了擦灯、擦地板和当跟班外，还在乐队凑数——今天奏长号，明天吹低音笛，偶尔也充第二提琴师。

只有那两个第一提琴师是例外：他们的正业就是“提琴师”，不做别的事。我的父亲花了一大笔款向他的姊姊把他们和他们的全家都买了来（他从不肯和外人买卖农奴）。每逢晚间他不在俱乐部，或者家中请客或有晚会的时候，十二到十五个人的乐队便立刻召集起来。他们演奏得非常好，所以左邻右舍开舞会时常来借用，特别我们在乡下的时候来借用乐队的更多。每逢人家求他答应借用乐队，我的父亲总是得意洋洋，满面春光。

事实上，最能使我父亲高兴的无过于请求他的帮助，不管是向他借乐队也好，有别的事请他帮忙也好，例如给一个小孩子弄个免费教育名额，或者设法使某人免受法庭判定的处罚，他总是高兴去做的。虽然他有时发起脾气来很厉害，但他是一个天性宽仁的人，如果有人来求他庇护，他一定在各方面向各种重要人物写许多信，替那求他庇护的人说好话，那时候，他的总是装得重重的信袋便会被半打专函塞满了；这些信都是用一种独创的亦庄亦谐的文体写的，每一封自然都是装在一个大的方信封内，封口处再印上他的纹章，当时吸墨纸还没有被发明，所以信封里装着砂子，响起来很像一个小孩玩的博浪鼓。事情愈是烦难，他愈是出力，非到他替那些求他庇护的人得到好处时不肯罢休。而那些求他庇护的人多半都是他从来不曾见过一面的。

我的父亲非常好客。我们在四点钟用午餐，在七点钟全家人都围着茶炊喝茶。这时，凡是我家的亲戚都可以来加入，而且自从海伦姊姊重回娘家以后，我家里从来不曾缺少过客人，老的少的都趁机来享用。当那些临街的窗户射出屋内明亮的灯光的时候，这就足以使人知道主人都在家，正欢迎着亲友们来呢！

差不多每晚我家都有宾客。在大厅里绿色的桌子都让给打纸牌的客人占了，女客和年轻人则在客厅里或者围聚在海伦姊姊的钢琴旁。等到女客去了以后，打牌的人依然兴高采烈地打下去，有时候竟打到早晨一两点钟光景。这期间输赢的数目也很不小。我的父亲每赌必输。然而他的真正的危险还不是在家里，乃是在英国俱乐部中，在那里，输赢的数目要比在私人家里大得多；特别是当他被“上流”绅士们邀到旧宫厩区的“最上等的”贵族公馆里去通宵达旦地赌博时，他的危险尤其大。遇到这种情形，他准保是输惨了。

舞会也是常常举行的：更不要说每年冬季例行的两三次盛大舞会计算在内。在这些场合，我父亲的主张就是不管花费多少钱，总要事事办得体面。而在同时，他在我们家里日常用度上力求节省，如果我把他那时的吝啬的情形描写出来，一定会有人说我未免夸大其词。从前有过一个故事，据说在法国有一个觊觎法国王位的家庭，以狩猎之盛大富丽可比于王公闻名，可是在他们的日常用度上，连使用蜡烛的数目也要仔仔细细地计算过。我们家里也都处处这样像守财奴般地节约。所以我们小孩到了长大成人的时候，便鄙弃这样的节省和计算。然而在旧宫厩区中，这种生活方式却使我的父亲博得众人的尊敬。人们常常说：“老亲王看来在家里花钱上非常精明；可是他知道一个贵族该怎么地生活。”

在我们的幽静清洁的巷子里，这样的生活正是一般人所最尊重的。我们的一位邻居D将军把他的家布置得十分豪华；然而每天早晨，他和他的厨子之间总要演上一出滑稽不过的喜剧。早饭用过了，那位老将军口里衔着烟斗，亲自来安排午饭。

“喂，我的伙计”，他会向那穿着雪白的制服的厨子说，“今天我们没有多少人；客人只有三两个。你用点春天的新鲜菜——豌豆、法国蚕豆之类，给我们做一道汤，你还一回没有给我们做过呢，而且你知道，太太喜欢喝好的法国式的春菜汤”。

“是，大人。”

“至于头道菜，随你去做好啦。”

“是，大人。”

“自然啰，龙须菜还没有到时节，但是昨天我在铺子里见到了几捆，好不鲜嫩。”

“是，大人；八个先令一捆。”

“很好！你烤的鸡、火鸡，我们已经吃厌了，你应该做点别的菜来换换口味才行。”

“大人，鹿肉怎样？”

“不错，只要能换口味，随便什么都可以。”

等到午饭的六道菜决定了以后，老将军便问厨子道：“今天我得给你多少钱呢？我想六个先令大概够了？”

“大人，要一个金镑。”

“瞎说！把这六个先令拿去；我告诉你说，这准保够了。”

“八先令买龙须菜，五先令买蔬菜。”

“听着，我的伙计，你要讲点儿道理。我顶多只能出七先令六便士，你得省着用。”

这样，整整讲了半点钟的价钱以后，他们两人才同意由将军拿出十四先令六便士来买菜，不过附有一个条件，就是第二天的午饭的费用不得超过三先令。

将军觉得这笔交易占了便宜，因此很高兴，便驾起自己的雪橇，到各时髦商店去转了一次，才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给他的妻子买了一瓶上等香水，这是出了很高的价钱在一家法国铺子里买的，他又告诉他独生女儿说，下午会有一件新的天鹅绒袍子送来给她试试样子，“东西很平常”，很贵。

我的父亲的亲戚很多，他们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如果有什么新的精神出现，它总是采取某种宗教激情的形式。譬如加加林亲王加入了耶稣会，成了“全莫斯科”的丑闻，还有一个年轻的亲王进了修道院，而几位年老的贵妇也成了狂热的信徒。

只有一个例外。我们的最近的亲戚中有一位亲王（让我就叫他做米尔斯基罢）在青年时代是在圣彼得堡做禁卫军军官。他并不要雇裁缝和细活儿木匠在家里，因为他的房屋的陈设完全是最时新的，他的衣服也是在圣彼得堡最好的铺子里做的，他没有赌博的嗜好；只有和太太小姐们在一起的时候才玩玩纸牌；然而他的弱点乃是饮食，他为饮食所花掉的钱多得令人难以相信。

四旬斋和复活节就是他最奢侈的时光。一到了大四旬斋的时候，一般都禁食肉、干酪、牛油，他便趁这个机会发明出各种各样鱼鲜来吃。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处最好的店铺都被他搜索遍了他又派遣专人从他的领地内直到伏尔加河口弄来一尾很大的鲟鱼或经过特别腌制的鱼；当时还没有铁道，那是由驿马运来的。一到复活节，他的发明更多的了不得。

在俄国，复活节算是一年的节日中最尊严，最快乐的。这是春天的节日。在冬天沿街堆起来的大片积雪这时迅速地溶化了，雪水哗哗地在街上流成了小河；春天来了，“她”并不像一个小偷那样暗中悄悄地爬进来，“她”是堂而皇之地公然走来，每一天“她”总带来一个新的变化：积雪减少，树木发芽。夜里的霜只不过使得雪的溶解不致于太快罢了。

大四旬斋的最后一星期，即受难周，在我幼年时代的莫斯科是极其庄严肃穆的。这是家家悼念亡人的时节，一群一群的人到教堂去听教士动人地朗读《福音书》里关于耶稣受难的章节，在这期间，人不但不可以吃肉、鸡蛋、牛油，并且连鱼也不许吃。有些最讲究的人在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那一天完全不吃东西。而复活节一到，则出现了十分强烈的对照。

在星期六那一天，各人都去参加晚祷。这祷告以悼亡开始。然后，一到半夜，突然有人宣告耶稣复活的消息。各教堂马上变得灯烛辉煌，几百座钟楼同时发出欢乐的钟声，大众欢庆便开始了。所有的人互相在颊上吻三下，照例复诵道：“耶稣复活了”，于是在那些光亮如同白昼的教堂里便出现了妇女们的漂亮的装束。最穷的女人也穿着一件新衣；如果她一年只有一件新衣，她一定在这一夜里第一次穿它。

同时，复活节又是一个大饱口福的日子（至今还是如此）。特制的复活节干酪（俄文叫“巴斯哈”）和复活节用的面包（俄文叫“苦立奇”）预备好了；每个人，不管他或她是怎样穷，也必须带有一块小的“巴斯哈”，一块小的“苦立奇”，和染红的蛋（至少一个）到教堂里去先供奉一回，过后便用来开斋。大部分旧俄罗斯人在做完了短短的复活祭，把供奉的食品从教堂带回家中以后，马上就在夜间开始吃起来。然而在贵族家中，这种仪式要延迟到星期日早晨才举行，那时，餐桌上摆满了各种的肉、干酪、点心，所有的仆婢都来和主人们彼此亲三下，交换一枚红蛋。在复活节的一星期之内，大厅里放着一张大餐桌，上面摆满了复活节的食品，所有的来客都要被请去尝一点。

到了这时节，米尔斯基亲王更是奢侈无比。不管他是在圣彼得堡或是莫斯科，总有些专差从他的领地内给他送来一块特制的当作“巴斯哈”用的干酪，他的厨子便用这干酪做成一块精致的点心。他又另派人到诺弗哥罗德省去专办熊腿，用盐渍好，作他的复活节餐之用。而同时，王妃却带着她的两个女儿去参谒那些最古板的寺院，做一连三四点钟的夜祷，并且以最悲痛的心情度过整个受难周，每天去参谒正教、天主教、新教的传道师，在这些参谒之间，每次只吃一小块干面包。她的丈夫呢，每天早晨总要到圣彼得堡著名的米鲁丁大商店去巡游一次，在那里世界各处出产的山珍海味无一不有。他便挑选一些最奢侈的美味作复活节餐之用。那一天，数百个客人来到他的家里，被请来“略尝一尝”这样或那样的珍肴。

到了后来，这位亲王真是把他巨大的财产吃光了。他的陈设富丽的府邸和美丽的领地都卖了出去。等他和他的妻子到了老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身无长物，连家也没有了，不得不靠他们的儿女过活。

因此无怪乎农奴解放之时，差不多所有旧宫厩区的家庭都已衰败了。然而我在这里不必把事实提前来叙述。

我家里有着那么多的仆婢，如果每年所需的供应全要在莫斯科购买，那么我家的财产恐怕早已荡尽了。然而在农奴制度之当时，这样的事是很容易处理的。冬天一到，父亲坐在写字台前写的一封信如下：

受封种种勋位的陆军上校亚历克赛·彼得洛维奇·克鲁泡特金亲王谕，令在卡路加省麦晓夫斯克县西伦娜河畔的领地尼可尔斯奎管理人知悉。

你接到我的这封信后，一到冬季交通开始时，马上送二十五辆农家雪橇到莫斯科本宅，每辆车应该用两匹马拉，每一家出马一匹，每两家出一个人和一辆雪橇，共应运来燕麦‘若干’斗，大麦‘若干’斗，小麦‘若干’斗，以及本年冬季所需宰杀、冻好的鸡鹅鸭等等，所运各物均要留意包装，并附来—张完全的清单，由一可靠的人押送……

如此等等，写上两三页，才有一个句号。句号之后便列举如各物不按时完好地送到某街某号本宅，将处以何种惩罚。

圣诞节的前几天果然有二十五辆农家雪橇进了我家大门，把天井都塞满了。

我的父亲知道了这件大事，马上就叫道：“佛洛尔！克留席加！叶哥尔加！他们在哪里？东西要让人偷光啦！佛洛尔，去收管燕麦，乌利安娜，去收管鸡鸭！克留席加，去请王妃来。”

全家都乱成一团，仆婢们到处飞跑，从大厅跑到天井里，从天井里又跑到大厅，不过主要是跑到婢女室去传达尼可尔斯奎来的消息：“巴霞一过圣诞节就要出嫁了。安娜婶婶已经升天了。”诸如此类的话。也还有许多信从乡间来，所以雪橇刚到不久，就会有婢女偷偷走上楼，到我房间里来。

“小彼得，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吗？老师不在里面吗？”

“不在，他到大学去了。”

“好。请你把我的母亲给我的信读给我听，好吗？”

于是我便把那封率真的信函读给她听，这一类信的开头总是：“你父母祝你年年清泰平安。”其次便写着：“尤普拉西婶婶病了，全身骨头痛得厉害。你堂姐还没有结婚，不过她很想在复活节以后出嫁。斯捷潘尼达婶婶的牛在万圣节那天死了。”消息报告完毕，接着是两大页问安的话：“保罗弟弟附笔问安；玛丽和达利亚姐妹附笔问安；狄米特里叔叔再三问好”，等等。这种连串的问候话虽是单调无味，但是每提到一个人的名字总要使她说几句话：“既然她在问我的好，那么她还活在世上了，可怜的人儿；九年以前她便躺着不能动弹了。”或是“呵，他并没有忘记我；那么，他一定是回家去过圣诞节的；多么可爱的孩子！你肯代我写一封信吗？我也不该忘记他。”我自然答应，时候一到，我便完全照着那种体裁写了一封信。

雪橇上的物品卸完以后，我家的大厅便被农夫们挤满了。他们在平常穿的羊皮衣外面罩上他们最好的衣服，他们在大厅里静候着，等我的父亲把他们唤进他的房间里和他们谈谈本年的雪，以及来年收成的希望。他们几乎不敢用他们的粗重的长靴在光滑的地板上大步走。只有几个人敢挨着一个橡木凳子的边沿坐下来；他们绝对不坐椅子。他们就这样静静地等了几个钟头，惊讶地望着父亲房里进进出出的人。

过后，多半在第二天早晨，便会有一个仆人偷偷地跑到楼上的教室里来。

“你一个人在这里吗？”

“是。”

“那么就快点到大厅里去。农人们想见你；你的保姆托他们带得有东西来。”

我走下楼去，到了大厅里，一个农人会给我一个小包，包里也许有几块小麦饼、半打熟鸡蛋和几个苹果，这些东西是用一方彩色棉布手帕包着的。“收下罢：这是你保姆瓦西利莎送给你的。请你看看苹果冻坏了没有。我想大概不会冻坏。一路上，我都是把它藏在怀里的。今年真正冷得怕人。”他说这些话时他的冻伤了的宽脸得意地微笑了。他的浓髯下面露出了两排美丽的白牙。

“这是你哥哥的保姆安娜送给他的”，另一个农夫又会把同样的一包东西递给我，一面这样说。“她说：‘可怜的孩子，他在学堂里从来吃不饱。’”

我马上红了脸，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才好，直到后来才喃喃说道：“告诉瓦西利莎说我亲亲她，告诉安娜我哥哥也亲亲她。”听了这话，大家更是喜笑颜开了。

“是，我一定会说的。”

这时候，那个在我父亲的房门口守着的吉利娜突然低声向我说道：“快点跑上楼去；你父亲马上就会走出来了。不要忘掉那张手帕；他们要把它拿回去的。”

当我仔细地折着那方旧手帕的时候，我恨不得能有点东西送给瓦西利莎。然而我没有什么可送的东西，连一件玩具也没有，而且我们从来就没有零用钱。

对于我们，一年中最好的时候就是在乡间的时节。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刚过完，我们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尼可尔斯奎上面了。然而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尼可尔斯奎的紫丁香花恐怕已经开过了，父亲却仍有许许多多的事使他留在城里。到后来，五六辆农家马车进了我们的天井；他们是来运那些应该运到乡间别墅去的东西的。我们旅行时用的一辆旧四轮马车和几辆小马车都被拉出来，再检查一遍。大家开始收拾行李。我们的功课也进行得很慢；我们时时刻刻打老师的岔，问他们这本或那本书应不应该带到乡下去。而且我们比任何人都着急，我们早早就开始收拾我们的书籍、石板和我们自己制造的玩具了。

一切都齐备了：农家马车重重地装满了运到别墅中去的家具，还有那些满盛着厨房器皿的木箱和无数的空玻璃瓶，玻璃瓶是预备在秋天盛了各种的蜜饯，好运回来。农人们每天早晨总要在大厅里等候几小时，然而父亲老是不发出启程的命令。他整个早晨都在自己房里继续不断地写东西；一到晚间，就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得后来，继母的侍婢竟然冒险去报告她说，除草期快到了，农人们急欲回去，继母便出来干预了。

第二天午后，父亲便把管事佛洛尔和第一提琴师米哈伊尔·阿列叶夫叫到他的房间里去。他给了佛洛尔一口袋的钱，这是那四五十个跟随我们一家人到尼可尔斯奎去的农奴的“伙食费”（每天只有几个铜元），另外，还给了他一张名单。所有应该去的人的姓名都开列在这名单上：全体乐队，其次是厨子和帮厨，几名洗衣妇，还有一名洗衣助手，她生有六个小孩：“斜眼波加”、“大个子东娜”、“小不点儿东娜”等等。

提琴师从父亲那里领到了一张“旅程表”。这“旅程表”的内容我很清楚，因为父亲知道他自己动身遥遥无期，便叫我去把旅程表抄在他平日抄录一切“外发文件”的那本簿子里：

陆军上校亚历克赛·彼得洛维奇·克鲁泡特金亲王谕令家仆米哈伊尔·阿列叶夫知悉。

你应于5月29日午前六时随同行李由莫斯科出发，往离本宅一百六十英里的卡路加省麦晓夫斯克县西伦娜河畔的我家领地。同往的仆婢人等均归你管束，你应该监视他们的举止行动；倘有品行不端，恣意酗酒，不听命令之人，你可携谕内所附我之信件将他押往内地卫成分遣队司令官处，使受鞭笞，以儆效尤。

再者，我所命你护送的行李务须特别小心看管。每日路程亦应遵照我所定的程序而行：第一日，停于某村，喂马；第二夜宿于波多尔斯克……

这样一天一天写下去，把自始至终七八天的路程都交待出来。

第二天早晨，不在六点钟而在十点钟——守时刻本来不是俄国人的长处（真正的俄国人常说：“谢谢上帝，我们不是德国佬。”）——车子才出发。仆婢都是步行；只有小孩子们才得在货车顶上浴盆里或篮子里找到一个座位，妇女中也有几个可以在车沿上找到一个临时休息的地方。其余的人就不得不步行这一百六十英里。当车子还没有走出莫斯科城的时候，纪律还能勉强维持：穿马靴和在衣服外面束腰带等事都是绝对禁止的。但是一到了路上（我们两天以后才追上他们），特别是在知道父亲还要在莫斯科多住几天的时候，这些男男女女便肆意穿起各种不像样的服装，拦腰束起棉布帕子，人人受了日晒雨淋，萎顿不堪，在树林里砍下树枝作手杖，扶持而行——看起来哪像是富有地主的家仆，倒像是一群流浪的吉普赛人。在当时，每家地主都组成了这样的旅行队，当我们看见长长一列仆婢沿着我们住宅前面的街道走着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知道阿普黑丁家或普略尼席尼科夫家动身了。

车子已经去了，我们一家人还没有动静。我们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可是父亲依然没完没了地给他的领地管理人下命令，我勤勉地把这些命令一一抄入大的“发文簿”中。最后，动身的命令终于发出了。我们被唤下楼去。父亲高声读着“致陆军上校和司令官亚历克赛·彼得洛维奇·克鲁泡特金亲王之妻，克鲁泡特金王妃”的旅程表，把旅行的五天内的歇宿地点一一列举出来。诚然，这旅程表上定的出发时间是5月30日午前九点钟，其实5月已经过去，真正的出发时间是在午后：这样一来全部预定计划都被推翻了。然而和平常军队的行军命令一样，这种情形是早已预料到的，下面的这段文字便是作为补救：

“然而如果与预定计划相反，夫人不在该指定之日期与时刻出发，夫人便可灵活处置，总期此次旅行求得最良好之结果。”

于是所有到场的人不分上下都坐下片刻，划了一个十字，和我的父亲告别。我们的继母便向父亲低声说道：“亚历克赛，我求你不要到俱乐部去。”一辆四匹马拉，一个车夫驾的大马车停在大门口：放下一架折叠梯子，以便于上下；别的几辆小马车也停在那里。我们的座位在旅程表中是早已规定好了的，然而继母在这次旅程的开始就不得不实行父亲所说的“灵活处置”。于是我们大家便高高兴兴地动身了。

对于我们小孩，这次旅行便是永无穷竭的快乐的泉源。每日的行程颇短，我们每天要停两次来喂马。途中车身偶一倾斜，那班妇女便叫喊起来，因此在上山下山时大家都下车步行；这样的事是常有的，我们就利用这机会窥探路旁的树林，或沿着清莹的小溪小跑一阵，从莫斯科到华沙间的那条美丽的大路，我们也沿着走了一些时候，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各种有趣的人和景物：一长列满载的货车，一队队朝山的香客，以及各种各类的人。我们每天在热闹的大村落里停两次，每到一处先讲许久关于干草、燕麦以及茶等等的价钱，然后我们才在一家旅馆的门口下了车。厨子安得列买了一只小鸡做汤，我们则跑到邻近的树林中去玩，或者就去游览农家院落和菜园，观看这旅馆中的各处。

我们通常是要在小雅罗斯拉维兹宿一夜的，1812年，拿破仑从莫斯科退兵之际，俄国军队曾往截堵，虽然并未奏效，但也曾在这地方打了一仗。那位在西班牙战事中负伤的布南先生知道，或者只是假装知道小雅罗斯拉维兹战事的详情。他把我们带到战场上去参观，并且向我们讲解俄国军队如何打算阻止拿破仑的退兵，法国“大军”又如何大败俄军，冲破俄军阵线前进。他讲得活灵活现，活像他亲身参加了这一仗似的。哥萨克兵在这个地方准备用迂回运动击破法军，但达武或是另一位元帅却击败了他们，把他们一直追过右边的群山。在那儿，拿破仑的左翼军击溃了俄国的步兵，在这儿，拿破仑亲自率领他的禁卫军袭击库图佐夫的中军，给他自己和他的禁卫军争得不朽的光荣。

有一次，我们取了卡路加的旧道，在达路丁诺歇脚；到了这儿，布南先生便不大爱说话了。因为在这个地方，拿破仑遭了失败，他本来打算由南路退兵，但是这一场血战之后，他却不得不放弃了这计划，沿着斯摩棱斯克大道退走，而那条路正是他的军队以前向莫斯科进军时破坏了的。然而据布南先生说起来，拿破仑并未败北，他只是受了他的元帅们的欺骗，否则，他就会直向基辅和敖德萨前进，他的鹰旗也早已飞扬在黑海上空了。

过了卡路加，我们便要经过一座五英里长的美丽的松林，在我的记忆中，这松林是和我的幼年时期一些最幸福的回忆相关联着的，林中的沙地差不多和非洲沙漠中的一样深，我们一路步行；马匹拉着空车在沙地上慢慢走，走一步停一下。到了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便把家人留在后面，独自走完这一程，感到赏心悦目。几百岁的大红松树到处耸立着；四下里寂静无声，只听见飒飒的松涛，在一个小谷里，一道清朗的泉水淙淙流着，有一个过路人，留下了一把漏斗状的小瓢在水里，给后来的人使用。这把瓢是用白杨树皮做的，一根断了的树枝作它的柄。有时候，一只松鼠静悄悄地爬上一棵松树；而矮树丛也和大树一样，充满了神秘。在这松林内，我生出了对大自然之最初的爱以及对大自然的无穷的生命之最初的模糊认识。

过了松林，又走到乌额拉河的渡头。渡河以后，我们便离开大路走入乡间小径。路旁的青青的裸麦穗拂着我们的马车。在这沟渠似的狭路上，拉车的马紧紧地挨着，一面向前跑，一面东一口西一口地吃两旁的草。到后来，我们看到了杨柳树，这表示离我们的乡村很近了，不多久，尼可尔斯奎教堂的古雅的淡黄色的钟楼倏然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对于当时地主们的闲静的生活，尼可尔斯奎是非常适宜的。在别的豪富的领地上常见的那种奢华在这里是一点也找不出来；然而在房屋庭园之设计以及整体布置上却可以看出一个艺术家的手笔。除了父亲最近建筑的正屋而外还有一所宽敞的、收拾得很整洁的院落，四下里有一些较小的房屋；住在这些房屋内的人可以保持较大的独立，同时又不致妨害家族生活的亲密关系。一座我们叫做“上园”的大花园专门用来种植果木，穿过“上园”便可走到教堂；南面有斜坡一直通到河畔，这一带斜坡全部成为一所赏玩的花园，花园里有花坛，有菩提树、紫丁香和刺槐的小径穿插其间，从正屋的阳台上望去，西伦娜河的美景还有那古老的土堡的废墟（蒙古人侵入俄境时，俄人曾在土堡里顽强地抵抗过）尽入眼帘。再向前望过去便是无边无际黄熟的谷田，一片片矮树林点缀在天边。

在我年龄还很幼小的时候，我们同布南先生单独住在那些独立的小屋中的一间，此外别无他人。自从布南先生的教育方法随海伦姊姊的干预而软化，变得温和以后，我们便和他非常要好。父亲每逢夏季要去视察军队，平日总不在家。我们的继母本来就不大注意我们，尤其是在她自己的女儿保林娜出世之后。因此我们总是和布南先生在一起；他非常会享受田园乐趣，并且使我们也去享受它。树林中游览；沿河流散步；攀上群山去古堡（布南先生曾告诉我们，当时俄人如何防卫古堡，古堡如何为鞑靼人占领；讲得活灵活现，所以我们记得非常清楚）；身历许多次小的险情（其中有一次，布南先生从河里救起了亚历山大哥哥使他不致淹死，因此成了我们眼中的英雄；另一次，与狼群偶然遭遇）。新的，愉快的印象层出不穷，天天都有。

我们也组织过大的远足队，包括全家的人。我们有时去到树林里采菌子，随后便往林中一位百岁老人的家里去用茶点，这位老人以养蜂为业，只有一个小孙孙跟着他。有时，我们又到父亲的领地内另一个村落去玩，在那地方，人们掘了一个大池塘，每年总会从塘里捉得几千尾金色鲤鱼，——一部分送给地主，其余的分给所有的农人。我从前的保姆便住在这村里。她的家庭属于本村最贫穷的。她除了丈夫之外，只有一个小儿子给她帮忙；还有一个女儿就是我的乳姊妹。后来却做了他们一家所信奉的非国教派中的传教士和尼姑。我去看保姆的时候，她的快乐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她能拿出来款待我的东西就只有乳酪、鸡蛋、苹果、蜜糖几样；然而她款待我的殷勤态度——她先在桌子上铺了一张她自己织的雪白的桌布，然后把那几样东西用光亮的木盘子盛着端出来（因为俄国的非国教派最讲究清洁）——以及把我当作她亲生儿子一般看待而向我说的那些亲切的话语却温暖了我这孩子的心。我还应该说，我的哥哥尼可拉和亚历山大两人的保姆也是如此，她们是属于尼可尔斯奎的另两个非国教派小支脉的好人家，多年的压迫本可以使人变得冷酷无情，然而很少有人明白：俄国农民就在经过了几百年的最残酷的压迫之后，依然在他们的心里保持着何等善良的宝藏。

在暴风雨的日子里，布南先生有许多故事，尤以关于西班牙战争的故事为多，可以讲给我们听。我们屡次要他告诉我们：他在战争中是怎样受伤的，每次说到他觉得热血进了他的靴子里的时候，我们就跳上他的膝头，亲他，并且用各种亲密的称呼叫他。

父亲的夙好（我记得他给我们买的唯一的玩具就是一支枪和一个真正的岗亭），布南先生的战争故事，甚至于我们可以自由取阅的藏书：这一切好像都在为我们从军作准备。这藏书本是属于我们的外曾祖父列普宁斯基将军的；他是十八世纪博学的军人，他的藏书完全是关于军事的，插图甚多，皮面装订，非常精美。在阴雨的日子里，我们的主要娱乐便是翻阅这些书本里的插图：凡从希伯莱时代以来所用过的军器，以及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以来发生过的大战，都有交代。这些沉甸甸的大书对于我们还另有一种用处；我们在游戏时要建筑一座可以短时间抵抗撞城车和阿基米得弩炮的坚固堡垒，它们是很好的材料。然而不幸，我们的弩炮屡屡把石子扔进窗里，因此不久就被禁止使用了。总之，我们虽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但亚历山大和我两人后来并不曾成为职业军人。六十年代的文学居然把我们的幼年时代的教育一扫而光。

布南先生对于革命的意见是和奥尔良派的《法国画报》的意见完全一样。他看到的只是旧的《法国画报》，上面的插图我们完全看熟了。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提到革命，我想的便是一个骑在马上的死神，一手执红旗，一手握镰刀，逢人便砍，如同割草一般。《法国画报》中所画的革命就是这样。然而我如今却以为布南先生所厌恶的只限于1848年的暴动罢了，因为他给我们讲的关于1789年革命的故事中有一个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我们家里不管有事无事，亲王的尊号时时刻刻都用得着。布南先生一定听得不耐烦了，因为有一天，他向我们讲他所知道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事。我如今记不起他讲了些什么，然而有一件事我却记得，这就是米拉波伯爵和别的贵族自愿废弃尊号的事。米拉波伯爵为了要表示他蔑视贵族的爵位便特地开了一家店铺，招牌上写着：“米拉波裁缝店”（这里用的是布南先生当时的原话）。听了这故事以后，我曾煞费脑筋地想：我应该选择哪种职业，以便打出：“克鲁泡特金，某一手工艺人”的招牌。后来我的俄国老师斯米尔诺夫以及俄国文学的普遍的共和主义色彩给了我以同样的影响。所以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即在十二岁时），我就单用“彼·克鲁泡特金”这个署名，虽然后来在军队中服役时曾经受过上峰的劝告，但是我一生从没有舍弃过这一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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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农奴制度之写真——一个悲惨的命运——天分高的农奴所受的教育——亡灵显魂的故事

1852年秋天，我的哥哥亚历山大进了军官学校，从此我们弟兄只有在假期内或者偶尔在星期日才能见面。军官学校离我们家有六英里路远，虽然我们家里有十二匹马，但是一到要派一辆雪橇到军官学校去的时候，就找不出一匹空闲的马了。我的长兄尼可拉很少回家，亚历山大在学校里得到的较多的自由，尤其是他的两位文学教师的感化，使他的智力得以迅速地发展。在后面我将有很多的机会叙说他给予我在智力之发展方面的有益的影响。有一个友爱而聪明的哥哥，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同时我却留在家里。我得等着，一直等到我差不多十五岁该我进侍从学校的时候。布南先生被辞退了，另外请了一位德国教师来代替他。这是德国人中并非不常见的那种理想主义者。我记得他主要是因为他朗吟席勒的诗句时那种热烈的调子，加上朗吟时伴以一种我很喜欢的率真的表演。他在我家只住了一个冬季。

到了第二年冬季，我被送到莫斯科一所中学里读书；最后我又回到家里，和俄国老师斯米尔诺夫住在一起。我们两人不久就成了好友；尤其是在我父亲带我们两人到他的梁赞领地旅行之后。在这次旅行中，我们随意打趣说笑，而且编出一些滑稽故事来形容我们途中所见的人和景物。同时我们一路经过的丘陵地带给我的印象又使我的逐渐增长的对大自然的爱增加了不少。在斯米尔诺夫的鼓舞之下，我的文学趣味也开始在增长，而且在1854年到1857年之间我更有许多机会来发展它们。斯米尔诺夫老师这时候修毕了大学的课程，得了一个法庭下级书记的位置，每天早晨在那里办公。因此我在中饭以前总是一个人在家自修。我准备好我的功课，又散步一回；过后，有很多时间自由读书作文。到了秋天，我的教师回到莫斯科官厅去办事，我们仍留在乡间，那时候，我又是一个人自修了，不管我如何时时和家人往来谈话，而且费去一些时间和我的小妹妹保林娜作游戏，事实上，我能够照自己的意思支配我的时间。

那时，农奴制度已到了它的末期。今天，它已成为新近的历史——好像就在昨天；然而便在俄国也很少有人真正明了农奴制度的真相。大家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农奴制度所造成的社会状态是很坏的；但是那些社会状态所给与人类之肉体上与精神上的影响，一般人却只有笼统的了解。一个制度一旦废除，这个制度及其社会后果居然被人忘记得如此之快，而人与事物之变化又是如此迅速，真是令人吃惊。我现在试来说一说农奴制度的真相，然而我只说我所目睹而非耳闻的事。

有一天，女管家乌利安娜站在父亲的房门外走廊上，独自划着十字；她不敢前进，又不愿退后。到后来，她祷告了一会以后，便走进房里，用一种低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向我的父亲报告，说茶叶快用完了，糖只剩了二十磅，其他的供应也快要用尽了。

“窃贼，强盗！”父亲大声叫起来。“而且你，你和他们通同作弊！”他的声音响得像雷声一般，全家都听见了。我们的继母便连忙走开，让乌利安娜一个人在房里挨父亲的痛骂。然而父亲又叫道：“佛洛尔，去叫王妃来！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当她进来的时候，他也拿同样的话责备她。

“你也是这些‘含的子孙’，同党；你给他们撑腰。”他这样地骂了半点多钟。

然后他开始核查帐目。同时他想到了干草上面。他便派佛洛尔去称干草还剩多少，又派我们的继母到场监视，他自己留在房里计算仓里还应该剩多少干草。干草似乎短了很多，而乌利安娜也报不出好几磅这种那种食物的用途。父亲的声音愈来愈叫人害怕；乌利安娜骇得抖个不停。这时候，马车夫走了进来，父亲便在他的身上出气。父亲扑上前去打他，他不住地分辩道：“殿下准是错了。”

父亲又计算了一番，这一次，仓里所存的干草似乎比应该剩的数量反多出许多来。父亲继续吼叫。他如今责备马车夫平日给马吃的干草分量不足。然而马车夫对天发誓地说他每天的确是按规定分量喂马的，佛洛尔也请圣母作证，为马车夫说话。

但是父亲还不肯息怒。他又把钢琴调音师兼副管家马加尔唤进来，细数他最近所犯的过失。上星期，他喝醉过，昨天他一定又喝醉了，因为他打碎了半打盘子。老实说，今天这一场大闹的真正原因是在打碎盘子这一件事上：继母今天早晨把这件事报告给父亲，因此乌利安娜今天挨的骂便比较往常遇着这种事情时所受的要厉害得多，因此父亲今天要查干草的出纳帐，因此他现在不住地高叫“这些含的子孙”应受地上的一切刑罚。

这场暴风雨突然而止。父亲坐下来写了一张字条。“拿这张字条把马加尔送警察局，让他吃一百赤杨棍。”

全家沉浸在恐怖与鸦雀无声之中。

到了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全体下楼去吃午饭；然而大家都不想吃，盘子里的汤并没有人动。我们一共十个人吃饭，每人后面站着一个提琴师或长号手，手里拿着一个干净盘子；可是马加尔不在他们里面。

“马加尔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的继母问道。“叫他来。”

马加尔不肯来，继母又叫人去唤了他一次。他终于进来了，脸色苍白，羞容满面，眼睛向下。父亲只是眼望着自己面前的盘子，而继母看见没有人喝汤，便试着鼓励我们。

她向我们说：“孩子们，你们不觉得汤味很鲜美吗？”

眼泪阻塞住我的咽喉，刚吃完午饭，我马上跑出去，在一条黑暗的走廊里找到了马加尔，要亲他的手；然而他把手挣开，向我说（这不知是责备呢，还是疑问）：“别理我；你，你将来长大了，还不也是这样？”

“不，不，决不会的！”

然而父亲还不能算在最坏的地主之列。相反，仆婢和农夫还以为他是最好的地主中间的一个呢！我们在我家里所见的事到处都发生，而且往往还表现得更为残酷。鞭笞农奴乃是警察与消防队的正常职守之一。

有一次，一个地主对另一个地主说：“将军，你的领地的‘灵魂’的数目为什么增加得这样慢呢？大概你没有管他们的婚姻罢。”

几天以后，这将军便叫人把他的村庄里的户口名册送来。他从名册里圈出了所有十八岁的青年和刚过十六岁的姑娘的姓名（这是俄国法律上规定的结婚年龄）。于是他写道：“约翰娶安娜，保罗娶帕娜西加……”，就这样配了五对夫妇。最后他又批道：“这五组的婚礼应在十天以后即在下下周的星期日举行。”

绝望的悲鸣响遍了全村。每一家的女人不论老少都伤心地哭着。安娜早有心嫁给格列高里；保罗的父亲已经和费多托夫一家有约，等他们的女儿不久成年后便嫁与保罗为妻。况且如今又是耕作的季节，不是婚嫁的季节，十天以内又怎么能够筹备好婚礼呢？几十个农夫赶到府邸来求见地主；农妇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府邸的后门前，带了几匹细麻布送给地主夫人，恳求她的干预。一切都没有用。主人既然说过婚礼应在某日举行，那么就必须在某日举行。

到了指定的那一天，参与婚礼的人群便向教堂出发，这与其说是婚礼，不如说是葬仪更恰当些。妇人们大声哭着，和她们在送葬时痛哭一样。地主派了一个仆人到教堂去，等到婚礼完毕便马上回府报告主人。然而这个仆人不久便跑回来了，手里拿着帽子，脸色苍白，神情颓丧。

“帕娜西加不肯服从命令；她不肯嫁给保罗。神父问她：‘你愿意吗？’她高声回答：‘不愿意’”。

地主勃然大怒。“去告诉那长毛的醉鬼（指牧师，因为俄国教士都留着长头发）：如果帕娜西加不立刻成亲，我便要向主教告发他（指牧师）是一个醉鬼。他这个垃圾教士怎敢违背我的命令？去向他说，他要被一辈子关在修道院里，我还要把帕娜西加一家人放逐到草原上去。”

那仆人把地主的命令传达了。帕娜西加的亲族和牧师都围着了这姑娘。她的母亲含着眼泪向她跪下来，哀求她不要连累全家受罪。姑娘不住地说：“我不愿意”，然而声音越来越弱，过后就成了低语，最后，她站着不作声了，新娘的花冠戴到她头上；她不再反抗了，于是仆人飞奔回府报告，“他们已经成婚了。”

半点钟过后，婚礼行列的小铃铛便在地主的府邸门前响起来了。那五对新婚夫妇下了马车，走过天井，进了大厅。地主接待他们，请他们喝酒，做父母的便站在哭哭啼啼的女儿身后，命令她们给主人深深地鞠躬。

强制结婚的事在当时是极普通的，因此，在我们的仆婢中间便想出了防备的方法：每逢一对青年男女预料到主人会强迫他们结婚，而他们并不相爱的时候，他们便设法在农家小孩受洗礼时同做孩子的教父和教母。按照俄国教会的律法，这样一来，他们两人便不能结为夫妇。这计策平常总是成功的多，然而有一次却以悲剧终局。裁缝安得列爱上了我们一个邻家的姑娘。他希望我的父亲可以允许他获得自由，他愿意每年缴纳若干赎身费，这样勤苦地工作下去，他一定可以积蓄一点钱，替那姑娘赎回自由。否则，她如果和我的父亲的农奴结婚，她会成为她丈夫的主人的奴隶。然而安得列和我家的一个婢女预料到了他们两人可能会被迫成婚，便设法同做了一个小孩受洗时的教父教母。他们所害怕的事果然发生了：有一天，主人把他们两人叫到面前，发出那可怕的命令。

“我们平日没有一次不服从您的命令”，他们回答道，“但是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已经在一个小孩受洗时同做了教父母啦！”安得列把他的愿望和意向也说出来了。结果他被送到招兵局当了一名士兵。

在尼古拉一世的时代，尚无今日所实行的那种普遍兵役制。当时贵族和商人是可以免除兵役的；每一次征集新兵的时候，地主必须从他们的农奴中间选出若干人来应征。农民照例是由他们自己在村社中商定每次应征的人名；然而家仆则全由地主支配，如果地主不喜欢某一个仆人，他便把那个仆人送到招兵局，换回一张免除兵役证，这一张免除兵役证很值几个钱，因为可以卖给那些该他们当兵的人。

当时的兵役是很可怕的。被征当兵的人要在军队中服役至二十五年之久，而兵士的生活又是极其困苦。当上兵等于永离故乡，永别亲友，受着像我在前面所讲的狄摩费叶夫那样残酷的军官的摧残。犯了极小的过失而受军官的拳打和棍杖的笞刑，乃是寻常的事。这残酷甚至是人所想象不到的。虽然在那专门教育贵族子弟的军官学校中也有用笞刑的时候，譬如一个学生偷吸一支纸烟，他要当着全体学生面前挨一千下白杨棍。校医这时也站在那吃打的孩子旁边看着，不等那学生的脉搏快要停止，不叫他们停止笞刑。那个血染满身的孩子昏迷不省人事，被人抬到医院里。如果一个军官学校每年不发生一两件这样的事，那么这军官学校的校长就会被陆军学校总监米哈伊尔大公撤换。他一定会说：“纪律废弛”。

至于普通兵卒所受的刑罚，更是残酷之至。凡兵士被交给军法会议审问所得的判决总是一千个兵士排列成面对面的两行，每人手里拿一根小指般粗的木棒（这种木棒通常都是被人叫做它的德文名字spitzruten〔尖答〕），然后拖罪人从中间过三次，四次，五次，有时甚至七次之多，每一次拖过时，每一个兵士打他一下。军曹则在旁边监视，逼迫兵士用全力打罪人。打了一两千下之后，罪人便口吐鲜血，被抬到医院里去医治，等到他第一次的伤好了一点，再来执行未完的笞刑。如果打到中途，罪人伤重身死，就在他的尸体上继续把笞刑执行完毕。尼古拉一世和他的兄弟米哈伊尔都是残酷无情的人，赦免的事是决不会有的。“我要叫你走过那两排的木棒；木棒会剥了你的皮！”这种威吓的话已成为当时的流行语了。

我们家里有一个仆人要被送到招兵局去的消息公开以后，阴郁的恐怖气氛马上就布满了全家。那个仆人被锁在事务处，有人在旁边监视防他自杀。一辆农家马车开到事务处门口，两个监守人便挟着那仆人出来。所有的仆婢都来围住那不幸的男子。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要求众人原谅他平日有意无意得罪了他们的地方。如果他的父母住在我们的村庄内，他们便会赶来和他诀别。他向他们一躬到地，于是他的母亲和别的女眷便高声唱起她们的半歌唱半吟诵的悲悼辞：“你把我们留给谁来照料呢？你在他乡又有谁来看顾呢？谁又来保护你免受残酷的人们的虐待呢？”——这恰和她们在送葬时唱的挽歌的调子一样，而且词句也是相同的。

安得列如今就得这样地忍受二十五年的可怕的兵役了：所有他的幸福的想望都只落得这悲惨的结局。

我们的一个婢女波林纳（大家都叫她做波利亚）的命运甚至更加悲惨。她学会了刺绣，她的刺绣功夫非常精巧。在尼可尔斯奎，她的刺绣架是安放在海伦姊姊的房里。那时，继母的一个妹妹正和海伦姊姊同住在一间房内，她们闲谈时，波利亚也常常参加。总之从举止和谈吐看来，波利亚简直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小姐，不像是一个婢女。

然而灾祸降临到她的身上来了：她发觉自己怀了孕。她便把那件事源源本本地告诉了我们的继母。继母马上痛骂道：“我不能让那个东西再留在我家了！我决不容许我家里有那样丢人的事！啊，无耻的东西！……”海伦姊姊的眼泪没有用。波利亚终于被绞短了头发，送往乳牛棚去受罪了；然而她当时正在绣一条美丽无比的裙子，她只得在乳牛棚中一间龌龊的小屋里，一扇极小的窗户之下绣完了它。她绣完了那条裙子，还绣了许多别的精致的东西，终日怀着得到主人宽赦的希望。然而宽赦终于没有来。

她的孩子的父亲是一个邻家的仆人，他要求和波利亚结婚；然而他拿不出钱来，所以他的要求被拒绝了。我们的继母平日很讨厌波利亚的那种“过于像大家闺秀的气度”，便给她安排下一个最苦的命运。我家有一个名叫费尔加的仆人，因为他的身材短小就用他来做马车夫；大家替他取了一个绰号：“罗圈腿费尔加”，他在幼年受了马踢，伤得很重，再也长不大。他的腿是弯曲的，脚向里面拐，鼻子又被打歪到一边，下颚也是畸形的。波利亚便得嫁给这个怪物——主人强迫他们成了婚。这一对新婚夫妇就被派到我父亲的梁赞的领地上做农人去了。

当时的人并不承认农奴也有“人的感情”，而且连这样的念头也没有人转过。当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木木》，格利哥罗维奇发表了他的几部惊心动魄的小说，使读者为农奴的不幸而一掬同情之泪的时候，许多人都得到一个惊人的启示：“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地恋爱；这是可能的吗？”这成了那班读了一部法国小说，就要为书中高贵的男女主人公的不幸而落泪的多情善感的淑女们的呼声。

地主偶尔当作恩典赏赐与农奴的教育，对于他们也只是另一个苦痛之源。我的父亲有一次在一个农奴家中发现了一个聪明的男孩，送他去受医生助理的教育。这孩子非常用功，学了几年以后成绩卓著。他学成归来以后，我的父亲购买了一切必需的用品，在尼可尔斯奎领地的一所偏屋内，开设了一家很完备的诊所。在夏天，这位沙夏医生（在我们家里，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忙着采集、准备各种药草；不多几时，他便成了在尼可尔斯奎附近一带地方最受欢迎的人了。左右邻近乡村有病的农人都来求他医治，我的父亲很得意他的诊所成功。然而这种情形并不曾继续多久，一年冬天，我的父亲到尼可尔斯奎来，住了几天便走了。那一夜，沙夏医生忽然用枪自杀。据说他是误伤致死，其实骨子里却有一段恋爱故事。他爱上一位他不能娶以为妻的姑娘，因为她是别一个地主的婢女。

另一个青年格拉辛·克路格洛夫的命运几乎同样悲惨。我的父亲曾把他送到莫斯科农业学校求学。他通过考试成绩优异，得了一块金牌，农业学校校长苦苦劝我的父亲给他自由，让他去上大学（因为农奴不能入大学）。“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人物”，校长对我的父亲说，“也许会成为俄国的一位功勋卓著的名人，那么将来谁不知道是你认出了他的才能，把这样的一个人贡献给俄国科学界呢！这也是你的荣誉。”

“我需要他在我的领地内做事”，对于所有替那青年求情的人，我的父亲总是这样回答。其实我的父亲从来就墨守着当时的那种原始的农业方法，完全用不着格拉辛·克路格洛夫的。格拉辛把领地测量了一番，然而刚刚测量完毕，我的父亲就叫他坐在仆人室里，用餐时手里端着盘子伺候我们吃饭。自然格拉辛是非常愤慨的；他日夜梦想着进大学，作科学研究。他的面容泄露了他的不平，而我们的继母似乎特别高兴于处处和他为难。在一个秋天的日子里，一阵风吹开了大门，继母便向他叫道：“格拉斯加，你去关上大门。”

格拉辛再也受不了啦。他答道：“你有专门看门的人”，便走开了。

继母马上跑进父亲的房里，哭诉道：“你的仆人竟敢在你家里当面侮辱我！”

父亲立刻叫人把格拉辛拘禁起来，并且加上锁链，预备送他去当兵。他和他的年老的父母分别的情景，乃是我一生中所见的最伤心惨目的景象。

然而这一次，命运却实行报复了。尼古拉一世逝世以后，兵役也较从前放松了许多。格拉辛的天才不久便得着上官的赏识，几年中间他就做了陆军部一个司中的一等书记官，成为该司工作的骨干。我的父亲本是一个清廉的人，他在几乎谁都接受贿赂发财的时候，独不肯受分文的贿赂。但有一次，为了讨好他所属的军团的司令官起见，他违背了严格的军纪，允许某种不法的事发生。这几乎把他的升级为将军的希望打破了；他的三十五年服务之唯一目的快要成了泡影。我的继母便到圣彼得堡去替他奔走运动；经过了许多次请愿之后，有一天，有人告诉她说要达到目的，非她亲自去找陆军部某司的某书记官不可。虽然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书记官，然而他却是他的上司们的真正智囊，什么事他都可以办到。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格拉辛·伊凡诺维奇·克路格洛夫。

继母后来常常向我说：“你该记得我们的格拉斯加罢！我从来都认为他有大才。我去见他，把这件事向他说了，他回答道：‘我对老亲王并无恶感，我愿尽力为他效劳。’”

格拉辛果然践了他的诺言：他写了一个保举我的父亲的报告。父亲果然获得提升。他终于能穿上他渴望了多年的红色军裤和红线军服，而且可以在他的军帽上面插上羽毛了。

这些都是我自己幼年目睹的事实。然而我在那些年代中所听见的事实还要残酷得多：男男女女被人生生拖走，离开他们的家庭和故乡，被卖掉，被赌博时输给别人，被拿去换一对猎狗，然后被押送到远方去开垦新的领地；孩子们被人从他们父母身边抢走，卖与残酷荒淫的主人；农奴中每天都有人要“在马房内”受闻所未闻的笞刑；一位姑娘不堪虐待，投水自尽；一个老人替主人劳苦了一生，到了白发苍苍的时节缢死在主人的窗下；许多次的农奴起义都为尼古拉一世的将军们镇压下去，他们用的方法是将反叛的农奴排列成队，从每十人或五人中抽出一人来鞭笞至死。同时焚掠全村，使村中居民在军队经过之后不得不到邻省去乞讨度日。

至于我旅行时在某一些村落里，尤其是在皇家领地的村落里所看见的贫穷的状况，我真找不到适当的话来把它传达给那班不曾亲身目睹的读者们。

获得自由乃是农奴的无时或息的梦想，——这个梦想是不易实现的，因为要使地主释放一个农奴，必须有一大笔款作赎金才行。

我的父亲有一次向我说：“你知道你的母亲死后向我显过一次灵吗？你们年轻人是不相信这些事情的，然而事情真是如此。有天晚上，已经很迟了，我坐在这把椅子里，在我的写字台前假寐，忽然看见你的母亲从后面走进来，穿着一身白色衣服，面色苍白，两只眼睛光闪闪的。她临死时要求过我，要我答应将来恢复她的侍婢马霞的自由，我早就许诺了；然而她死后，我因为事务忙碌，差不多整整过了一年，还没有履行我的诺言。所以她特地显灵来提醒我，低声向我说：‘亚历克赛，你答应过我恢复马霞的自由；你已经忘记了吗？’我大吃一惊，从椅子上跳起来，然而她却不见了。我连忙把仆婢们叫来询问，可是并没有人看见什么。第二天早晨，我去到她的坟前，唱了一首祈祷歌，立刻恢复了马霞的自由。”

我的父亲去世的时节，马霞曾来送葬，我和她闲谈。她已经出嫁了，她的家庭生活是很幸福的。我的哥哥亚历山大用他的诙谐的口气把父亲的话告诉了她，我们问她知不知道这件事。

她回答道：“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所以我可以把真相告诉你们。我看见你们的父亲已经完全忘记了他的诺言，所以我穿上白色衣服，装着你们母亲的口音，提醒他答应过你母亲的事。你们该不会怪我罢？”

“自然不会！”

在本章前一部分描写的那些情景过去了十年，或十二年之后，一天晚上，我坐在父亲的房间里，我们谈论着往事。这时，农奴制度已经废止了，我的父亲对新的社会状况有些怨言，不过并不很厉害；他接受了这种新的状态，只是有些牢骚。

“父亲，你应该承认你常常残酷地惩罚你的仆婢，连一点理由也没有。”我说。

“对付那班人，只有这一种办法”，他这样回答；过后他倒在安乐椅上，沉思了一会。在长久的沉默以后他又说道：“话说回来，我做的这些事实在不值得一提。就拿那沙布列夫来说罢：他看起来样子温和，说话声音细软；然而他对待他的农奴却真是可怕极了。有多少次，他们设计要杀死他！我至少不曾污辱过我的婢女，而那个老魔鬼董可夫却下流到那种地步，以致那班农家妇女打算狠狠惩罚他一下。……再会，祝你睡个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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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的回忆——尼古拉一世的死——我的智力发展——我的文学趣味——我的最初的新闻工作经验

克里米亚战争的情景我还记得很清楚。在莫斯科的人不大感到战争的影响。自然，每一家晚上都忙着制造裹伤布和绷带：但是其中送到俄国军队中的却并不多，大量被人偷去卖与敌军了。海伦姊姊和别的小姐们高唱着爱国歌曲，然而一般生活状况几乎看不出当时正在进行的大搏斗的影响。反之，在乡间，这次战争却造出了很多凄惨的情景。新兵之征集迅速地连续执行。农家妇女的葬歌不绝地送到我们的耳际。俄国人民素来把战争当作上天给他们降下来的灾祸，他们便以严肃的态度来忍受这次战争，这种严肃态度和我在别的国家同样的情况中所见到的那种轻率态度比起来真是一个奇异的对照。我当时虽然年轻，却已经感到了弥漫在我们乡村中那种认真的听天由命气氛。

我的长兄尼可拉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也染上了战争狂热，不等到在军官学校毕业，就加入了高加索的军队。从此我便不曾再见着他了。

1854年秋天，我们家又增加了两个人，原来继母的两个姊妹来了。她们自己本来有房屋和一所葡萄园在塞瓦斯托波尔，然而现在却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来和我们同住。当联军在克里米亚登岸时，当局告诉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叫他们不要害怕，只要在原地不动便行；但是在阿尔马战败之后，当局又令居民迅速撤退，因为该城日内即将受敌军包围。当时，很少有搬运的车马，而且大路上有向南前进的军队，人民无法从那里通过。要雇一辆大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那些太太小姐们把她们所带的东西都抛弃在路上，还受了不少的艰苦才到达莫斯科。

我不久就和这两位姨母中较年轻的一位相熟了。这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太太。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纸烟，常向我讲她们这次旅行中沿途的恐怖。她含着眼泪说到那些不得不凿沉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的漂亮的战舰。她不明白俄国军队如何能够在陆地上防守塞瓦斯托波尔；在那里，连值得一提的城墙也没有。

尼古拉一世逝世时我已有十三岁。这是在2月18日（新历3月2日）傍晚，莫斯科的警察忽然跑到家家户户去分发一张通告，报告沙皇患病，请居民到教堂中去祈祷沙皇早日痊愈。其实这时沙皇已经逝世，而且官厅方面也已知道，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之间当时已早通电报了。然而因为事前官厅方面并没有发表过一句关于沙皇患病的消息，他们恐怕突然把沙皇逝世的消息公布出来，会生出意外的事变，所以最初只向人民报告沙皇的病状，然后才渐次说到他的死。我们全家都到教堂里去，万分虔诚地祈祷沙皇早日恢复健康。

第二天便是星期六，我们依旧到教堂里去祈祷，甚至到了星期日早晨，警察还在散发报告沙皇病状的通告。到了正午光景，我们才从几个由市场回来的仆人那里知道了尼古拉逝世的消息。消息传来，使得我们全家以及我们亲戚的家庭都大为惊恐。据说在市场里，人们的态度非常奇怪，他们毫无惋惜的表示，反而畅谈着危险的话语。大人们在低声谈论，我们的继母则反复地说：“不要当着佣人的面前说。”而仆婢之间也在喁喁私语，也许是在谈论他们的快来的“自由”罢。贵族们时时刻刻担心着，恐怕再发生像普加乔夫暴动那样的一次新的农奴起义。

同时，在圣彼得堡，知识阶层的人居然在街中拥抱，互相传达这个消息。每个人都觉得战争快要终止了，在这个“铁腕暴君”治下盛行的可怕的情景也快要结束了。有人说，沙皇是被毒死的，而且因为沙皇的尸骸腐烂得非常之快，这种谣传更厉害了。然而事实的真相渐渐泄露了出来：尼古拉一世服了过多的壮阳药。

1855年夏天，乡下人对于在塞瓦斯托波尔进行的为争夺每一码土地、每一片颓垣的激战，都表示出非常深切的关心。我家照例每星期两次要派人到县城里去取报纸；他回来的时候，甚至不等到他下马，就有人从他手里把报纸抢去摊开了。海伦姊姊或者我便把报纸朗读给全家听，消息立刻传到仆人室里，再从那里又传到厨房、办事处、教士的住所，以至于农家。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失陷前的情形，大炮猛轰以及最后我军撤出全城的战报引得大家落泪。在邻近各家，虽然大家都知道可怕的战争不久就要终止，但塞瓦斯托波尔的失守却使得人人伤心，好像死了一个近亲似的。

1857年8月，我进侍从学校的时刻到了，我被送到圣彼得堡去，那时我差不多是十五岁。我离家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然而确定人的性格的时期通常总要比较一般人预想的要早得多。虽然我当时在外表上还是小孩，但那时的我已和后来的我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这在我看来乃是显然的事。我的趣味，我的倾向都已经确定了。

我在前面早已说过，给我的智力发展以第一次推动的人乃是我的俄国教师。当时俄国贵族家里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不幸，这个习惯已有衰减之势）：就是聘请一个大学生做家庭教师指导他们的子女做功课，纵然他们的子女已经进了中学，而家庭教师也是要聘的。在使儿童能够充分吸收平日在学校中所学得的知识，以及扩大儿童对于他们所学得的知识的概念这两点上，家庭教师的指导是极其宝贵的。而且他还加进了一个智力因素到这家庭中来，他是儿童的长兄——有时要比长兄还好，因为他对于他的学生的进步负有某种责任。由于教授法变化得非常快，一代有一代的新法，因此纵使家里有学识极优的父母，他们对于儿童的帮助也远不及一个年轻的家庭教师。

尼可拉·帕夫洛维奇·斯米尔诺夫有文学欣赏能力。当时在尼古拉一世的野蛮的书报检查之下俄国最好的作家的许多毫无危险性的著作都不能出版；有的被检查官割裂删节，以致书中许多章节都失掉了意义。那部可以和莫里哀的最好的喜剧并列的格里波也多夫的喜剧《聪明误》里本来有一个斯加洛左布上校，但检查官以为把一个上校放在喜剧的脚色中未免侮辱了陆军，便把“斯加洛左布上校”改为“斯加洛左布先生”，并不问这种改法对于文章的意味与诗句的韵律有何等损害。像果戈理的《死魂灵》那样没有危险性的一部书，竟连第二卷也不能出版，第一卷虽然久已售罄，也不能再版。普希金、莱蒙托夫、A.K.托尔斯泰、雷列叶夫诸人的许多诗篇都不能够见天日；还不用说那些带有政治意义或者含着批评现状的诗歌。所有这些作品都靠着抄写来流传。斯米尔诺夫时常抄录果戈理和普希金的整部著作，供他自己和他的友人诵读。有时候，我也帮助他做一点这类工作。他是一个真正的莫斯科的儿子，所以对于那些住在莫斯科的作家（有的就住在旧宫厩区）怀有极深的敬意。他恭恭敬敬地把我们的近邻沙里亚斯伯爵夫人（尤珍尼·杜尔）的住宅指给我看；而著名亡命者亚历山大·赫尔岑的住宅却使我们生出一种敬畏交织的神秘感情。果戈理住过的房屋也是我们深深尊敬的对象，虽然他死的时候（1851年），我还只有九岁，而且也不曾读过他的一本著作，但我记得他的死耗在莫斯科所引起的悲悼之情。屠格涅夫在一篇短文里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感情，但为了这篇文章他被尼古拉一世下令逮捕，放逐到他的领地去了。

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所给与我的印象并不深，至今我还觉得这诗的内容反不及诗体的惊人的朴素和美丽。然而我在十一二岁时所读的果戈理的著作却在我的精神上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影响，我的最初的几篇文学论文就是模仿他的幽默风格。查果斯金的一部描写1612年的大暴动的历史小说《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普希金的描写普加乔夫的起义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和大仲马的《玛格利特皇后》引起了我对于历史的持久的兴味。至于其他的法国小说，我只有在都德与左拉二人成名后才开始读它们。涅克拉索夫的诗乃是我早年心爱的读物；他的许多首诗，我都背熟了。

斯米尔诺夫很早就叫我作文了，靠了他的帮助，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小银币的历史》，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创造各种人物，一个接一个做那小银币的主人。

亚历山大哥哥这时候比我更富诗情。他写了一些极其浪漫的故事，而且很早就开始写诗了。他写起诗来毫不费力，写得音调铿锵，自然流畅。如果他的心后来不曾被博物学与哲学的研究所吸引，他一定会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当时，他喜欢的寻找诗的灵感的地方就是我们窗前微斜的屋檐下。我常说：“看这个坐在烟囱下面写诗的诗人呀！”这种挖苦的结果便是一场厉害的吵闹，使我们的海伦姊姊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然而亚历山大毫不记恨，不久我们又和好如初了，我们亲密无间地相爱着。在孩子中间吵闹与友爱好像是携手并进的。

我那时还从事过新闻工作。我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发刊一份日报。在我们家里不能随意得到纸张，因此我的日报像是小人国的报纸。当时克里米亚战争还不曾发生，我父亲所收到的报纸又只是《莫斯科警察公报》一种，我没有多少样板可供仿效。因此我自己的日报上只有一些报告每日消息的短讯，如“去林中散步。斯米尔诺夫枪杀二画眉鸟”之类。

不久，我就没有出这种日报的兴致了，1855年，我又创办了一份月刊，登载亚历山大的诗和我的短篇小说，以及一些“杂俎”之类的东西。这份杂志的经费倒丝毫不成问题，因为它并不缺少订阅的人。这杂志的订阅者就是编辑自己和斯米尔诺夫先生；斯米尔诺夫甚至在离开我家以后还按期送许多张纸来做他的订阅费。我特地给我们的忠实的订阅者精心抄写了一份作为报答。

斯米尔诺夫离开我们以后，便来了一个叫做N.M.帕弗洛夫的医科学生接替他的位置。帕弗洛夫先生还帮助我处理我的编辑事务。他替这杂志要到了一篇他的友人的诗稿；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又得到了一位莫斯科的教授的自然地理学序论讲义。自然这篇讲义以前并没有发表过：在一本这样郑重的杂志里决不会有一篇转载的文章。

不用说，亚历山大对于这杂志也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它的名声不久就传到军官学校里。有几个将成名的青年作家便发刊了一份竞争的杂志。这件事很严重：在诗与小说一方面，我们可以不致落后，然而他们有一个“批评家”，评论新刊小说里的人物，述评生活状况中的各种现象，以及触及在别处触及不到的万千问题：这样的“批评家”就是俄国杂志的灵魂。他们有一个批评家，而我们却没有！幸而他替他们的第一期杂志写的一篇论文，被我的哥哥看见了。他的文章是浮夸的，脆弱的。亚历山大马上就写了一篇批评的批评，把那个批评家痛加讥笑与抨击。当我们的对方知道了亚历山大的文章要在我们的下一期杂志上发表的时候，他们非常恐慌，把杂志停刊了，他们的最好的作家加入了我们的编辑部。我们便凯旋地宣称我们以后将有那么多的著名作家与我们“通力合作”。

两年之后，这份杂志终于不得不在1857年8月停刊，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横在我的前面。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家庭，特别是我和亚历山大哥哥一在莫斯科，一在圣彼得堡，相距遥远；而我此时已把进军官学校看作一种不幸，因此我的怀旧之情就更为深切了。